到了当年的6月，阿根廷的月通胀率超过了100%，公众的情绪也接近了极限。而早在4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超市里，就有人出于愤怒推翻了装满商品的手推车，原因是广播里刚刚播放了所有商品即时涨价30%的通知。同样是在6月，在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持续了两天的暴乱和疯狂抢掠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然而在魏玛共和国，工人的工资由于随着物价的飙升而水涨船高，使工人并未成为阿根廷恶性通胀的主要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靠固定工资吃饭的人员，比如公务员、学者，或者靠养老金和存款利息吃饭的退休人员。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通胀的主要受益者是债务累累的负债者，他们的负债随着通货膨胀一笔勾销。阿根廷政府本身就是这类受益者中的一员。
但并不是所有阿根廷债务都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撇清。到1983年，阿根廷的外债（以美元标价）已累计达到了46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年产量总值的40%。而无论阿根廷的货币价值有何变化，以美元标价的债务都维持不变。事实上，这个数字还在随着穷途末路的阿根廷政府的借款而增长。截至1989年，外债额度已经累计超过了650亿美元。而在下个10年里，很有可能涨到1 550亿美元。阿根廷国内的债权人已经因通货膨胀损失惨重，但只有拖欠债务才能让国家摆脱外债的负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阿根廷在这条路上已经来来回回走了若干次了。正因如此，1890年，巴林兄弟曾因为在阿根廷证券业投资濒临破产（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排水公司债券的不成功发行）。当时恰恰是巴林的老对手罗斯柴尔德劝说英国政府出资100万英镑挽救它，原因是巴林兄弟的破产会给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带来灾难。随后这100万英镑增值至1 700万英镑。同样是掌管银行业委员会的罗斯柴尔德让固执的阿根廷政府实行了改革。此后的贷款是附有条件的，即必须遵循货币改革政策，让比索按照独立、固定的汇率制度与黄金挂钩。然而一个世纪之后，罗斯柴尔德更关心的并不是阿根廷的债务，而是它的葡萄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得不插手（至少缓和）阿根廷的债务拖欠问题，采取的手段依旧是通过汇率政策，而这次选择了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