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教育体系的力量（首先是道德方面）是相当大的。这个体系也传到了越南、朝鲜和日本。这些国家根据自身文化的特点和偏好，对中国教育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这个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成功的（尽管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失败的）。它持续了漫长的许多世纪，在每次政治秩序发生断裂和发生基本变迁之后，总是能得以重新确立。19世纪后半叶，在东亚社会整体结构陷入分崩离析之前，对儒家基本体系的否认或取代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2500多年以来，儒学体系提供了巩固、团结社会的纽带，还提供了指导大多数人言行的成套的价值观。即使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东亚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尽管存在内在的局限（正如任何社会体系都会有的一样），东亚社会在整体上运作得仍然相对比较顺利。所有的社会都力图在权力（或权威）和公平（或责任）、政治控制和人民福利之间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同时力图避免几乎自动与权力相伴生的权力滥用现象。儒家的解决方法是培养掌权者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具备人道和仁慈的思想。人们必须承认，在确保人民福祉和制约权力腐败方面，这个体系至少和其他社会体系（比如我们的）一样有效。用古希腊柏拉图的话来说，东亚儒者坚信“教育产生好人，好人举止高雅”。2000多年来，在社会和谐方面，他们显然比柏拉图及其传人做得更成功。
1.5 村庄和城镇
群体高于一切和集体行动美德，可能和农业在东亚社会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有关，还可能和农业生产活动中出现的、对集体行动和合作的迫切需求有关（特别是在建造和维修至关重要的灌溉系统时）。在西方，人们居住在独立的农庄里，而东亚人则住在村庄里，相互之间住得很近。在东亚，这更多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耕地规模小，而且基本上环绕着村庄，集中住在村里便于每日到田间劳作。村庄可能很小，但仍然会住着一大家子人，或者是30户到60户家庭，因为高度密集的耕作体系有很高的产出。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很少会有个人冒险精神发展的余地，或者说，很少有离开群体规范的思维方式（务实地说就是没有第二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