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将关税作为反抗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报复行为，亚当·斯密一点也不赞成，因为报复性关税只是减损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财富。当然，一个能够敦促最先违规一方罢手的成功的报复行为是好上加好。但是，人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报复性的关税会不会因果报应地引发第三个关税呢？因为各国出于报复其他国家而设置了部分的高额关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愈发严重。亚当·斯密不无恶意地说：“判断这种报复是否能取得如此效果也许不属于立法者的学科领域……而是属于阴险狡猾的动物的技能，这种动物通俗地讲就是政治家或政客。”虽然美国在明确地保护某些行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还是经常把日本当做一个自由贸易的明目张胆的犯规者而加以引用。
有两个报复性的技巧值得一提。据说自从日本遭遇不可思议的管制之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亨利·罗索斯基幽默地建议，让日本的进口货经由爱达荷州博伊西的报关代理人之手进入美国。罗索斯基要求充实人员，将他们的工作安排在每周星期一，工作时间为早9点到晚5点，并且是在名称以字母“r”结尾的9~12月办公。另外一个例子说的是美国前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在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他同意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庸俗地提议要阻止日本的商品进口到美国，并且告诉日本人要“乖乖待在横滨的码头上，坐在他们的丰田车中听他们的索尼音响”。在竞选中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之后，康纳利在美国收到的选票数目与他可能在横滨收到的选票数目一样多。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基本原理只是偶尔向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诉求弯腰。例如，他同意用关税抵消对国内产品征收的国内税。他也接受以国防的理由为关税所作的辩护，因为知道英国的安全需要一个健康的造船业。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样的保护阻碍了“财富的增长”。
如果政府不应保护本国产业、规范管理劳动用工或者袒护商人的话，那它应该做什么呢？亚当·斯密何时才会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脱掉镣铐锁链呢？亚当·斯密明确地界定了政府的恰当角色：首先，提供国防服务；其次，通过法院制度进行司法管理；再次，维护公共机构和资源，如道路、运河、桥梁、教育体系和国家主权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