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从哪里起步开始学习经济思想史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开始，在这本书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主张。但是，《圣经》更多体现的是清规戒律而不是仔细的分析。尽管亚当·斯密的名字来源于《圣经》，并且从《圣经》中他也得到了道德上的提升，但《圣经》对他形成自己的经济理论却没有多少启发。
我们也可以探究亚里士多德那些清晰有力的表达，他赞美私有财产，同时谴责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但是，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了解不过是知道时间是稀缺资源而已。因此，他将自己的时间更多地投入哲学以及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教育上，花在经济理论研究上的时间并不多。这表明，亚里士多德成为哲学巨匠之一，是冒着风险的，因为他伤害了热情支持开设“西方文明”这一大学课程的人，我们必须承认在经济学科的历史中鲜有亚里士多德的记载。
在中世纪，神学家们为经济问题展开辩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教授围绕着市场上的公正和道德问题展开辩论。特别是，他们发明了“公平价格”理论，并且使基督教教会对待高利贷的观点趋于完善。鉴于《圣经·旧约全书》特别禁止向同一个社区的成员进行有息的借贷，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尝试将利息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例如风险、机会成本、通货膨胀和不方便的补偿等，以便突破这种硬性限制，钻禁令的空子。现在，神学家们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对《圣经》的正统阐释，这种阐释已经对商业活动构成了挑战，教授们的说教将会剥夺它们的现实意义，因为许多人将会甘愿冒受到圣罚的危险来碰碰运气。另外，如果神学家们只是简单地宽恕所有形式的重商主义，他们就会丧失作为基督教领袖的公信力。当他们在世俗和宗教之间观望时，他们设计出了他们的大部分经济理论。这种做法让他们处于一个并不舒服的位置，对研究经济学也不是非常有帮助。他们就经济学发表演讲，因为这是他们要对基督教徒履行的责任。但是，他们的责任应该是引导教徒进入天堂，而不是让他们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当新教徒从教徒中分化出去之后，这一任务变得更加无法做到了。
我们不能如此迅速地略过重商主义者。一般说来，他们是16~18世纪的一群作家和一群向欧洲皇帝谄媚的顾问。他们不会分享一本共同的“正典”，而且他们的确具有不同的利益。随着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皇室巩固了他们的边界，并且为争夺远隔重洋的殖民地而发动战争，律师和商人开始就国王和王后如何管理经济提供咨询。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建议中经常被提及的内容中总结出几条原则：首先，通过给国王的忠实臣民以垄断、专利、补贴和特权等奖赏，国家应当将自己的内部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其次，为了获得特别珍稀的金属和自然资源，国家应当开拓殖民地，这是国家致富的好办法，因为这些殖民地可以负担战争的开支。再次，国家应当限制对外贸易，如此一来，它的成品出口就会多于进口，持续的贸易顺差有助于从债务国身上赚取黄金（财富）。
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在开疆拓土。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国内经济的严格控制，行会、垄断和关税牢牢地控制着经济。在某些国家，这种控制要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势。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完全控制了许多商品的生产制造，并且被授予了管理行会的巨大权柄。在一次令人震惊的显示其超级权力的炫耀中，他宣布来自法国第戎的织物要包含1 408股线！
重商主义者为亚当·斯密提供了完美的标靶，他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现代经济思想似乎是合理选择。亚当·斯密在几个层面上痛责重商主义的理论。首先，他们根据硬币和贵金属的多少来衡量财富的多寡，而亚当·斯密认为真正的财富应当通过家庭的生活标准来测量，一袋袋的金子并不必然体现为一袋袋的食物。其次，亚当·斯密说财富必须要从一个国家的消费者的观点来衡量。将钱放到国家总理或者阿谀奉承的商人手中的这种策略对国民来说不一定就能产生益处。再次，亚当·斯密确信个人的动机、创造和创新会促使一国经济获得更大的繁荣。将垄断和贸易保护当做礼物加以赠送，重商主义的这种政策使国家陷于瘫痪状态。现代经济学就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