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奴才,董其昌(2)

董其昌事后力主把账归到诸生头上,不是没有道理。诸生事前有鼓噪之功,事后连状讼冤,以舆论相抗,使得此事不了了之。一篇冤状里说的“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几百年之后,还有人拿它来评价董其昌,可见得罪多士,自古便是做不得之事。有人为董其昌分辩说,他儿子及奴仆的胡作非为,他未必知悉。无论如何,既为家长,算在他账上,也不算怎么冤枉。何况董其昌虚名虽高,但在朝政中并无多大势力。后来的钱谦益,鱼肉乡里细民的程度,只在董其昌之上,不在其下;但他外有东林党的支持,内有曹太监之助,便有告讦,也搬不动他。东林党还有力量把钱谦益的名誉洗刷得干干净净,假如没有降清一节,钱谦益的名声定然比董其昌高出一大截。

历代都有名士,而以晚明的名士最阔气。谁家也没有聚宝盆,钱从何来?从一方面说,四民混然,而士风先于世风而下,将是非、骨气弃在一边,追势逐利,纵情声色;从另一方面说,千年礼法,从内部发展出自己的破坏者,读书人有从彀中逃出之势,逃亡中的混乱也是难免。只是数十年后,新朝新政旧心肠,徒有晚明之颓唐,而无其锐利,也无其方向了。

据说董其昌经此一变,字也写得好了,画也画得好了,不知是否。现在流传的他的字画,真少伪多,也难用来分析。我想那多半是臆测之言,就如同人们喜欢将作品与艺术家的经历连在一起—那种联系定然是有的,也定然不在我们通常以为的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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