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事后力主把账归到诸生头上，不是没有道理。诸生事前有鼓噪之功，事后连状讼冤，以舆论相抗，使得此事不了了之。一篇冤状里说的“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几百年之后，还有人拿它来评价董其昌，可见得罪多士，自古便是做不得之事。有人为董其昌分辩说，他儿子及奴仆的胡作非为，他未必知悉。无论如何，既为家长，算在他账上，也不算怎么冤枉。何况董其昌虚名虽高，但在朝政中并无多大势力。后来的钱谦益，鱼肉乡里细民的程度，只在董其昌之上，不在其下；但他外有东林党的支持，内有曹太监之助，便有告讦，也搬不动他。东林党还有力量把钱谦益的名誉洗刷得干干净净，假如没有降清一节，钱谦益的名声定然比董其昌高出一大截。
历代都有名士，而以晚明的名士最阔气。谁家也没有聚宝盆，钱从何来？从一方面说，四民混然，而士风先于世风而下，将是非、骨气弃在一边，追势逐利，纵情声色；从另一方面说，千年礼法，从内部发展出自己的破坏者，读书人有从彀中逃出之势，逃亡中的混乱也是难免。只是数十年后，新朝新政旧心肠，徒有晚明之颓唐，而无其锐利，也无其方向了。
据说董其昌经此一变，字也写得好了，画也画得好了，不知是否。现在流传的他的字画，真少伪多，也难用来分析。我想那多半是臆测之言，就如同人们喜欢将作品与艺术家的经历连在一起—那种联系定然是有的，也定然不在我们通常以为的模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