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马蹚过红水河(1)

文学梦做得正酣,梅帅元又动了别的心思。他觉得,一个人优秀太寂寞,一群人卓越才精彩。

不甘锦衣夜行的梅帅元,在小圈子里提出一个口号:

“不写就不写,要写就写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赶上文学创作好时候的他,却没能身处文学好环境。跟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为主流的大趋势相比,当时的广西文学主流,跟中国文学主流尚未达成一致。

当时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的位置,正与广西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的位置有相似之处,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梅帅元正努力在文学观念上,与当时中国文坛的前沿意识接轨。

1985年3月,梅帅元与杨克在《广西文学》发表的“寻根宣言”《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在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这篇文章也成为中国寻根文学思潮的先声,比韩少功《文学的“根”》早发表整整一个月。

搞“不一样的东西”,后来渐渐成为他的创作理想。

虽然梅帅元在“寻根文学”运动中发出了最早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并没有引起中国主流文坛的充分注意。地处边缘的缘故,使梅帅元等人的呐喊显得苍白无力。

这叫他有些沮丧,从而异想天开地琢磨,这种“边缘”,是否也可以理解成另外一种“中心”?

1986年夏天,梅帅元、张仁胜、李逊这三位当时广西最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接受了广西作家协会拟定的“红水河全景报告文学”的采访任务,开始对源自云贵高原又最终流入珠江的红水河,进行了全方位的人文考察。

红水河采访任务,对这几位当时最年轻的广西作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使广西文学的文化意识得以拓展和深入,让广西的历史与现实有一个文学交汇的平台。

因为个人兴趣和采访侧重不同,三个人决定分段承包。梅帅元包揽的,是他最为钟爱的红水河沿岸少数民族风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亲近红水河流域最为浓郁的文化植被。

当张仁胜和李逊风餐露宿、乘车换船奔波采访时,梅帅元却自掏腰包买了一匹身高不足100公分的矮马,像武侠小说中的倜傥剑客一般,诗酒风流、逍遥行吟。

每当骑在矮马上,梅帅元的脚几乎拖到地面,跟高头大马相比,虽说有点狼狈,倒也实惠方便、特立独行。在横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采访行程中,梅帅元每每被沿途所见所闻吸引。

河畔洗衣的村妇、水面欸乃的桨声、两岸如锦的梯田、村寨袅袅的炊烟、悠扬悦耳的牧笛、埋头啃草的水牛、长空击水的鱼鹰、织渔网唱山歌的妹仔……如同炫目的烙铁,永远印记在梅帅元心中。

当采访完成,朋友们追问那匹矮马怎么处理了时,梅帅元不紧不慢的回答,叫在场所有人自愧不如:

“在上游买的矮马,骑到下游终点时,被我加价卖掉了,还小赚了一笔呢!”

看来,梅帅元的经济头脑,在那时已经崭露头角,只是被当初沉湎于高雅文学的假象所遮蔽了而已。

打马走完红水河,梅帅元随后写了一篇小说《红水河》,发表于《人民文学》,后来还被他自己改编成舞台剧《羽人梦》,参加了中国艺术节,一举夺魁,拿了个国家级的大奖。

据权威人士统计,梅帅元是广西戏剧界得奖最多的一位。先后4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文华编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另外,本土的奖项,更是多得他自己都不愿提起,每每望着那些堆积如山的奖杯,他就有点犯愁:

“怎么办?得有个大些的地方放啊。”

最终,梅帅元把所有这些奖杯都放下了。因为,那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20世纪90年代,那时文学尚未失去轰动效应,纯文学刊物还没有纷纷改弦易辙,去发表那些收钱的报告文学,急功近利和崇尚金钱的风气仍在酝酿阶段,严肃文学正值严冬到来前的爽秋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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