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存在有力证据，这种被称为“条件收敛”的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住了主流经济学的检验。早期计算显示，以相似的人口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前提，121个样本国家的人均收入的确逐渐产生了收敛。稍后一项研究显示，以出口能力为条件，东亚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也在发生趋同，其中低水平国家增长更快。再以类似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考量，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也同样显示了收敛效应。上述研究划分收敛俱乐部的方法不尽相同—毕竟，你尽可按自己的心意来划分世界经济—最终，各个俱乐部的独有特质会对成员国经济预期产生足够重要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正挣扎于低生产率的收敛俱乐部中。“文化大革命”压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量知识精英，考虑不周的“大跃进”—例如家庭炼钢—收效甚微。因规章限制和产品质量低下，中国基本被排除在海外市场之外。自“二战”结束后，中国被其工业化邻国越拉越远。由于选择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体制，中国身居其独有的收敛俱乐部，发展速度并不快。
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这一切才发生改变。邓小平发起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会见外国领导人，向海外开放中国市场，允许更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甚至为私有企业的回归奠定了基础。随着邓小平主政的延续，中国政府默许私人公司的经营成长，越来越多地将金融和工业的掌控权还给市场。改革让中国的发展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劳动生产率开始赶上日韩等地区经济强国。对于中国来说，赶超日韩是否是一个现实的目标？抑或是像日本追赶美国一样半途而废？这取决于中国与其富裕邻国是否身处同样的收敛俱乐部。
但答案可能是：不现实。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巨大改变，但和更富裕的经济体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一些差异或许能在未来十多年内改变，另一些则不行。经济学家认为，人均收入发生收敛效应的前提—特别对于正在向上追赶的后发国家来说—有两个尤其重要的因素，即贸易开放性和创业便利性。自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为开放市场做了很多努力，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些贸易协定细节直至今日仍存有争议，例如中国的廉价出口商品在欧美市场的配额。另外，尽管其他国家打开门户让中国廉价制成品涌入，中国却未以同样程度开放自身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