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一点也不可乐的名菜“古拉希”，到了我们这边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太可乐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呢？没有什么严重的原由，仅仅是一个翻译的技术问题。王殊在文中说，“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翻译们在翻译赫鲁晓夫这个讲话时，被‘古拉希’这个词难住了。如果直译为‘古拉希’，中国读者不知是何物，而在后面加上括号注解又嫌太长。有几个记者知道这个词，也吃过这道菜，说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罢了。《参考消息》每天出版很紧迫，后来几个编辑商量决定译为‘土豆烧牛肉’。现在看来，这个译法不太确切，没有表达这道菜在匈牙利饭菜中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因而后来引起了不少的误解。如果当时直译为‘古拉希’，再加上括弧注解，可能会好一些。”
事情就那么简单！仅仅只是出报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编辑们一个不甚妥当的翻译问题！而人家赫鲁晓夫说那样的话，大抵只是玩而笑之、幽默一把，这与颇有点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式风格的赫鲁晓夫很契合，用我所在的杭州的方言来说，那就是“随口荡荡”的。赫鲁晓夫说过也就拉倒了，压根儿就没把这个当什么事，在今后庞大的回忆录里也不会“浓笔重彩”地描绘这个破事；可是，我们当时就凭借着一个并不准确的翻译，拿人家当作天大的笑话，一回回渲染、一次次抨击，将其当作“修正主义”的典型例子；毛泽东同志更是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诗词创作好题材，出神入化地将其用了进去，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因为有了 “土豆牛肉”而发出熠熠辉光，读者读了也感觉很爽，而后来众多评论者对这样的口语化诗句更是赞赏有加。
想想吧，如果不是壮志凌云、俯瞰苍生、气吞万里如虎的毛泽东，谁能把这样的大白话用到诗词中的？“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本来仅仅是“土豆烧牛肉”5个字，毛泽东他老人家愣是用13字来表达，而且紧跟着后头的尾句是骂人的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个“不须放屁”当然是冲着大光头赫鲁晓夫去的：不许你满嘴放屁，睁开眼睛看看，整个世界都已天翻地覆！“不须放屁”入诗，正是大手笔的最佳体现；不仅毛泽东能够既举轻若重又举重若轻地在诗词中用上粗话，而且在他的时代，还能把“狗”字写进《宪法》：1975年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有这样的条文：“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1978年版本的《宪法》虽经修改还是大同小异，在第十九条中规定：“防御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直到1982年的版本才删去了“走狗”的字眼。在那个时代，“狗”字以“走狗”的词语入宪，会有谁觉得怪异吗？一点也不会，就像把“不须放屁”写进伟人的诗句里一样。而且一句“不须放屁”，不正是诗人毛泽东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最好的“进攻性防御”吗？
但是，要知道，“土豆烧牛肉”对一个时代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恐怕是不能低估的。来自浙江的著名女作家叶文玲，在走访了莫斯科的名人墓园之后，写下了散文《最后一“墓”》（《报刊文摘》2005年12月19日摘自12月10日《解放日报》），除了提到王明的墓碑上戴眼镜的王明“文质彬彬且年轻得不可思议”之外，还着重描摹了赫鲁晓夫的墓：“赫鲁晓夫墓碑上的刻像，倒真的栩栩如生前——黑白二色相砌的大理石构架中，赫赫然一个大光头。”赫鲁晓夫的墓碑引起她什么样的联想呢？她想起当年一位教师同事因“传播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反动言论‘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而获罪遭批的种种情景！作者说她自己“再次哑然失笑了”，并问：有谁能说得清历史给我们开了多少玩笑呢？！
“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砂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宫戏。”这是赵朴初先生的名句，也是讽刺光头儿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手头有大本头、上下集的《赵朴初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里面收了赵朴初先生著名的散曲“哭三尼”——《某公三哭》（见第140页）。那个时候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三尼”之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一尼；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二尼；印度总理尼赫鲁，三尼。这“三尼”在那个时代与中国都结有深怨。1963年底至1964年底，短短一年时间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印度总理尼赫鲁去世，接着，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于是，赵朴初以赫鲁晓夫的口气戏填了《哭三尼》的散曲，三首曲子虽写在不同时期，却有一气呵成的美妙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