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史上见地最高的首推鲁迅。他不是专业红学家，但偶尔对《红楼梦》所下的评点字字珠玑，蕴藏了极高明的学术智慧，直升红学巅峰。
鲁迅红学的文献资料主要保存在《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后文统称《史略》）中，其他就只有一些杂论。
在鲁迅看来，《红楼梦》是一部讲世情、讲人生、讲情感的“人情派小说”，《史略》一书为《红楼梦》开列的专章就命名为“清之人情小说”。
《红楼梦》写世情博大精深。鲁迅看到，人们阅读此书，“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但鲁迅反对读者“自己
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绛洞花主〉小引》）。
与此相反，鲁迅主张用文学欣赏的眼光，“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基于此种读法，鲁迅表达了他自己的阅读体会：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绛洞花主〉小引》）
由此观之，鲁迅是透过贾宝玉的眼来看《红楼梦》的。我们虽不能自充宝玉，但应该学会像鲁迅那样通过宝玉的视角欣赏小说。
《红楼梦》敢于打破古代文学的大团圆套路，坚持了悲剧文学，鲁迅对此深表敬意：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史略》）
鲁迅高度赞扬《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史略》）
鲁迅指出《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在于打破“好人坏人”的脸谱化、概念化文学，倡导生活化、个性化的写实主义：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史略》）
对于《红楼梦》的思想性，鲁迅偏于低估，评曰“小器”，似指未能摆脱传统儒佛道的桎梏，并认为此系曹雪芹的时代局限性所致，“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绛洞花主〉小引》）。
这个评价典型反映了五四运动的时代特征。当时的文化先驱们为了打开向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学习的大门，对民族传统文化普遍持批判态度，鲁迅更是冲在最前面的勇士，他的红学自然也要叛古。
鲁迅有所保留地接受了“自传说”，承认《红楼梦》含有作者自叙的性质：
“追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史略》）
鲁迅采纳胡适的红学结论，目标很明确，即用来反对索隐派伪学，如说：
“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史略》）
他所批评的“别求深义，揣测之说”，即索隐派。
《史略》遍举当时流行的各派索隐理论：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即反清复明说）。鲁迅均予一一批驳，通通否定。
“自传说”可以用来反击索隐派，但鲁迅又很清楚它的负面影响，批评道：
“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指出小说的人物形象跟生活原型业已脱节，各行其道，不能相互比附。他说：
“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此论今天仍可用来反驳考证派及新索隐派的“原型研究”。
综上，鲁迅红学贯串了两条红线：一是方法上坚持文学欣赏，否定考证、索隐、探佚；二是内容上坚持“人情说”，否定“自传说”、“秘史说”。鲁迅不愧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在红学领域的真知灼见必将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