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完全可以被看成是纯粹的托词，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三位财富源自于银行业的贵族。对于她的反对，一个更为可信的原因可以从格兰威尔对“目前上院与下院的不幸对抗”的暗示中推断出来。上院是反对犹太人进入国会的主要力量，而且只是在1858年做出了遮遮掩掩的妥协，同意下院有权修改自己新成员的入职誓言。女王可能担心一旦同意授予列昂内尔贵族身份，可能会导致19世纪50年代的《宪法》争议再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格莱德斯通在提出罗马天主教贵族（具体的个人就是约翰·艾克顿爵士）的可能性的同时，已经有意识地提出了“犹太人贵族”的可能性。正如格兰威尔在这个事情于1873年再次提出的时候所说的，罗斯柴尔德贵族身份的目的“是对天主教贵族的补充”。这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所在，而不是说只是对一位忠心耿耿的自由党下院议员所做工作的奖赏。
还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本身并没有出什么力。在很多年以前，列昂内尔就拒绝了准男爵的提议，因为他认为与他的身份不匹配。到19世纪60年代，他明显根本没有去角逐贵族身份的意愿。“罗斯柴尔德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资格的，”格莱德斯通于1873年在波尔莫罗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这样评论道，“而且，如果我能得到他的一份备忘录，说明他的父亲在战争期间提供了怎样的金融服务，我认为这件议案的通过将毫无问题。但是，尽管我一直在请求，而且他们也已经答应了4年了，我还是没有以任何方式拿到这份材料。”甚至也不能说列昂内尔的儿子在父亲去世后是自己去要求获得贵族身份的；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的政治观点正越来越与格莱德斯通不和（他们的争议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以至于阿方斯推测是萨利斯伯利在1885年为他争取的贵族身份）。在女王与她的首相的长期争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那么，在1873年到1875年间发生了什么事，让女王的心里“克服了强烈的踌躇”？按照格莱德斯通的秘书汉密尔顿所关注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贵族身份意义的重要性没有变化：“它消除了宗教资格审议的最后藩篱。”纳蒂在感谢“第一次对我们这种信仰的人授予贵族身份”代表了“人权及宗教自由的最大胜利”的时候，也回应了类似的情绪；而且，毫无疑问，当他于1885年7月9日戴着帽子，把手放到《希伯来旧约》上宣誓的时候，他再一次重复了他父亲在下院的胜利。格莱德斯通对“真正的无法估量的公共服务”的暗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女王不再坚持她的反对立场的原因。事实上，格莱德斯通是在暗示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直接而且热情地介入到英国的帝国财政事务可以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迪斯雷利执政时期算起，而且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女王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尽管把这个贵族身份说成是对他们在埃及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直接奖励可能有点过。正如我们看到的，提升纳蒂到上院甚至有可能是格莱德斯通将对他的对外政策批评日甚的惹麻烦的后排议员“踢到楼上去”的有意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