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金融方面的原因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不愿意按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愿望来进行调停的原因。从战争伊始， 阿方斯和居斯塔夫就敦促政府应该进行干预，来更早获得和平，希望他们与堂兄弟们能够一起再次成为进行和平沟通的渠道。但是，能促进这样一次干预的唯一的事件应该是法国的取胜，这会使比利时受到极大的威胁，一旦这种可能性消失，格莱德斯通以及他的部长们就会满足于让事情按共有的路径发展。其他可能存在的危险—俄罗斯和奥匈帝国也会开始渲染一场“大规模战争”—实际上从来都是唬人的：戈尔查科夫和贝斯特坚持他们的不干预政策（早在1869年9月就已经达成），并相继在7月13日和20日宣布了他们的中立立场。甚至迪斯雷利对格莱德斯通似的不作为的批评也只起到了反作用，他没有看到抵御“德国革命”的真正理由。如果说是为拯救拿破仑三世，他不是刚把小说《罗泰尔》敬献给了奥尔良分子德奥梅勒公爵？最让阿方斯恶心的是《时报》—其编辑德莱恩与列昂内尔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在战争初期的时候表现出了强硬的反法立场。具体说来，报纸公布的伯尼特迪1866年提交给俾斯麦的协定草本似乎证实了法国对比利时另有所图的传闻。在1870年10月，格莱德斯通自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文章中他宣布“新的国家关系准则……公开谴责了法国的侵略行径”。当《时报》在同月改变了它的语调，为防止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吞并而要求进行干预时，有一些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将会采取行动。但是事实上，罗斯柴尔德为英国调停的任何努力最终都将注定一事无成。认为战争可能会持续经年，而且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的假设或许也从另一方面鼓励了伦敦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
对于身处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中立从来就不是一种可选的立场。迈耶·卡尔毫不迟疑地对最初的普鲁士战争贷款认购了100万塔勒；当这次公开认购只募集到政府拟筹集的1.2亿塔勒的一半时—德国在战争早期也充满疑虑的另一个表现—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参加汉森曼领导的再认购2 070万塔勒的辛迪加（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认购了300万）。普鲁士的胜利传到法兰克福时，卡尔无法掩饰自己俾斯麦式荣耀的喜悦。“我认为巴黎人可能被吓坏了，”他在弗罗希威勒胜利之后高兴地写道，“特别是他们几乎没有想到德国人居然可以这么轻松地打败他们。这里以及整个德国都充满了热情，而且不需要我说，你也可以想象得到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我一点都不怀疑，”一周之后他又写道，“德国军队将会大获全胜，一个持久的和平将会到来。与此同时，这里会有很多生意，而且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将会迎来伟大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