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危机的结果证明了国际紧张状况能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好处—因为国防费用的攀升并不会导致战争的爆发。可以确信的是，在19世纪3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利用他们的金融力量促进和平。但是，当大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处于克制状态时，新贷款的需求也趋于枯竭。形成对比的是，当他们采取重整军备的政策时（从1840年后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这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不再构成威胁。
梯也尔的倒台几乎立刻为詹姆斯带来了新生意。军备开支的攀升是梯也尔留下来的遗产—尤其巴黎周边的新防御工事更是花费不菲—迫使苏尔特元帅的新政府在1841年筹措了一笔新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万个原因不喜欢防御工事项目：除了引燃欧洲的战争气氛，它也使得萨洛蒙位于叙雷讷的别墅价值面临暴跌，它离计划中的防线非常接近。但是，他们丝毫没有犹豫地满足了政府的需求。坦诚地讲，詹姆斯对筹集贷款的债券数量以及新任财政大臣提出的发行价格满腹牢骚，新财政大臣泰奥多尔·于曼此前也是一个银行家，詹姆斯私下里将其视为一个“流氓”和“无赖”。实际上，整个谈判过程，即便按照詹姆斯的标准来衡量，也一直充满着扣人心弦的气氛。当于曼要求在巴黎会面时，在加斯泰因和维也纳办事的詹姆斯甚至未能抽空看望一下萨洛蒙，而且詹姆斯不止一次地表明，如果条件不提高的话，他就把生意让给别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生意的打算：他解释说，“我们希望—实际上必须拿到这宗贷款生意”；他也十分自信地认为于曼不可能放弃他，因此更加坚定地讨价还价。1.5亿法郎的贷款债券最终在10月发行，协议条件或多或少地遵照了詹姆斯的要求。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只证明了詹姆斯对于法国金融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但是，这笔贷款的重要性可能在于“武装和平”的特征，正是这一新式和平使得贷款成为必要。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此时詹姆斯与纳特不仅愿意证明重整军备政策的合理性，也乐意资助这一政策，而这恰恰是他们在梯也尔当政时所反对的。他们向伦敦以及维也纳分行保证，新法国政府重整武装只是为了安抚民意。“过去10年中，没有一个政府比10月9日组成的政府更渴求和平，但是它需要考虑一些事情，克服一些怀疑，防备狂热的敌人。”一旦军备增加的成本为人所知，民众的情绪便会变得更为平和。3月8日，詹姆斯能够报告“赢得大捷”：“处理预算的委员会拒绝批准建立36个新军团的计划，这也给了梯也尔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此前一直想扩大军队的规模，这也将节省4 000万法郎，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裁军，这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证据。我买进了法国公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