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与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出现分歧。1836~1837年间，法国再次将奥斯曼之前的属地阿尔及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对这个地区的争夺始于波旁王朝末期，成功地通过军事手段夺得。另一方面，巴麦尊此时的政策偏向于支持土耳其，其目的是要破坏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主导地位。当1839年4月，苏丹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时，法国政府发现给后者提供支持后，自己面临着孤立的局面。在各国外交的纵横捭阖中，英国与俄国达成了交易，《斯凯勒西村条约》将被一个国际协议取代，黑海再次被打通，而穆罕默德·阿里也将被迫退出叙利亚，但可以继续保留阿卡要塞。1839年，法国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是它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就如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向纽考特报告的那样，“现在的处境十分尴尬。实际上……法国政府要么被迫接受（巴麦尊勋爵的提议），要么发现自己在东方问题上完全陷入孤立境地”。对于比利时危机迟缓的反应与这次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外交转变似乎给了梯也尔更为激进的外交政策一个机会。
直到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注视着外交方面的进展。1840年2月5日，埃及占领的大马士革发生的一些事情戏剧性地改变了这场危机的复杂性。在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一个名叫托马索的行乞修道士以及他的仆人易卜拉欣在大马士革失踪，音信全无。他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城里的犹太人社区，于是很快有传言说，他们在那里遭到了谋杀。在法国领事拉蒂 蒙顿伯爵的唆使下，埃及总督逮捕了许多犹太人，并施以严刑。一个声称在穆斯林市场看到过托马索的犹太人遭到逮捕并拷打致死，他的仆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个犹太理发师被打了500个耳光后声称，他看到过托马索与两个拉比以及犹太社区的7个主要成员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叫戴维·阿拉里。这些人全部被捕，而且另一个拉比也被逮捕。当这些人自称清白时，不幸的理发师再次受到抽打，为了逃避刑罚，他声称疑犯曾经给他钱，让他谋杀修道士，以便他的血可以涂到逾越节的面包上。尽管他拒绝了疑犯，但理发师说他目睹了托马索在阿拉里的家里“遭到了残忍的谋杀”。
阿拉里的仆人遭到拷打并得到免于其他刑罚的承诺后，承认谋杀了托马索，而且在一条下水道里“发现了”托马索的遗骸，于是，7名疑犯遭到进一步拷问，直到他们“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其中一人—为拯救自己和家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证实了残忍的谋杀故事：他说，托马索的仆人死于同一种方式。就如现代早期“猎女巫”的情形类似，故事变得越古怪，涉及的人越多。一共有70个人遭到逮捕，而且差不多还有同样多的孩子被扣为人质，迫使那些逃到大马士革的“疑犯”自首。整个过程中，法国领事扮演了“猎女巫”行动的总指挥，他不仅利用了天主教社区的反犹情绪，而且也利用了犹太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化。
正是由于一个犹太商人伊萨克·德·皮乔托被捕，将这个“捕猎女巫”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国际事件，因为皮乔托碰巧是一个奥地利人。为了阻止皮乔托遭遇到拉蒂 蒙顿其他受害者同样的命运，奥地利领事卡斯帕·吉奥瓦纳·莫拉托向大马士革政府提出了抗议，并请求他的上级、驻埃及总领事安东·劳林在亚历山大也提出同样的抗议。3月31日，劳林—他认为整件谋杀事件是伪造的—不仅向穆罕默德·阿里发出了抱怨，并且试图向法国驻埃及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其对拉蒂 蒙顿加以约束。另外，劳林同时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举措，他将自己所写的报告以及从莫拉托那里收到的报告直接抄送了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劳林建议说，驻巴黎总领事应该迫使法国政府“发布一个强硬的命令……严厉批评在大马士革的领事”并且“让那里的政府采取负责的态度……（防止）非犹太人口的仇恨发展成为对犹太人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