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看到，对于政府业务萎缩的一个应对措施—也是詹姆斯与萨洛蒙最为热衷的举措—就是涉足工业金融，尤其是成立铁路公司。另一个途径就是招揽较小国家的生意。这也是法兰克福分行所采取的策略。伯格菲尔的研究记录的这一时期的重要交易有：法兰克福分行在1837~1842年间，为萨克森 科堡 哥达公国发行了总额为350万古尔登的债券，为拿骚公国发行了990万古尔登的债券；1845年，他们又为家族的老客户黑森 卡塞尔发行了670万帝国元的彩票债券，同时也向黑森 卡塞尔的邻居黑森 达姆施塔特提供了一些贷款；同年，也向巴登提供了1 400万古尔登的贷款。1835年，他们向巴伐利亚提供的贷款让卡尔和安塞尔姆获得了“宫廷犹太人”的身份以及其他各种荣誉（包括安塞尔姆的巴伐利亚驻法兰克福领事头衔）。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们也为符腾堡和法兰克福自身筹措了贷款。他们也接触了汉诺威，但交易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仅活跃在德国西部。1835年，他们通过一笔300万英镑的贷款试图恢复与丹麦王国的联系。如果其他国家都像普鲁士一样吝啬的话，这些交易无一能获得成功。而普鲁士是三月前期的德国公国中，唯一债务没有增加的国家。汉诺威、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债务与收入的比率在1825~1850年之间，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唯有普鲁士呈下降趋势。（这种差异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德国西部的公国在这段时期，逐渐参与了铁路建设；此外，普鲁士于1819年颁布的国债诏令也限制了普鲁士的借贷行为。）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即便提供给中等大小公国的贷款，也只是一些相对较小的交易；但是，他们为这些贷款所花费的时间经常与提供贷款给大国所花费的时间不分上下。另一方面，生意的成交量显然也回报了所投入的努力—这点可以从法兰克福这段时期的利润中看到。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协助他的侄子们，他显然并不在意与他们做生意的公国的政治特性：比如，巴登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而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在1837年废除宪章之后—是德国最为保守的政权之一。
在德国的公国看来，如果不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帮助，筹措贷款将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他们在德国的资本市场占据了如此牢固的支配地位。在德国西南部，情况更是如此。不仅在法兰克福，在其他商业中心，如科隆，罗斯柴尔德家族都能够施展如中央银行一般的影响力：当地人称为“罗斯柴尔德的钱”。这种统治地位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的议论，大多数都是敌意的。如19世纪20年代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自由党人认为支持反动政权。“许多小公国政府，”奥地利一名外交官报告说，“完全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拒绝受臣民不满情绪的影响，这些不满情绪时常可见。”这种不满日积月累，已达到危急关头。比如，汉诺威自由党人约翰·施蒂韦在1848年执政之后，他寻求避免“与罗斯柴尔德进行肮脏的交易”，他将这些交易与梅特涅时代联系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