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偷税。恰恰相反，纳特“极为强烈地”建议他的兄弟们“（向税收官员）提供利润的准确数字……数百英镑的收费无足轻重，但是一旦被罚款，就会让人颜面扫地，甚至会在办公室里遭到异教徒的嘲笑”。他们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讨论中的应纳税额”是“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担心的并不是纳多少税的问题，而是这个新的税种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如果国外投资所得的利润要纳税，那么债券持有人就会转而投资国内产品—这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资本输出的银行来说，前景值得忧虑。“我亲爱的列昂内尔，”纳特从巴黎敦促道，“我想你应该坚定地向政府表明，对所有外国债券息票征收收入税……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将会使得这类生意失去存活的空间。”至少，英国（非其他国家的）债券持有人投资外国债券所得需要纳税的事实，似乎可能让一些英国人用伪造的外国名字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收入税的出现—詹姆斯担心其成为一个范例，其他国家很快也会如法炮制—似乎宣布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在这个黄金时代里，政府一直从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本家手里借贷，从而成为他们的客户，而不是征收他们的税。
尽管在奥地利和法国，对财政体系进行类似的修正仍然遥不可及，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34~1841年间的收入相对较少。在奥地利，公共开支相对稳定，不需要筹措新的贷款。它甚至能够偿还“要塞借款”，这是它于1831年以日耳曼联盟的名义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得的。在法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尽管七月王朝实施了公共工程计划，但这些用的钱都是1841年之前的税款。实际上，1839年的开支比1831年的开支还略微下降了一些，国债实际上减少了1.69亿法郎。莫莱能够提供的只是另一次的债券转换业务，而詹姆斯由于之前的失败经历，对此已经毫无兴趣。
俄国的财政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截然不同，尽管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其最终的效果实际上没什么差别。从面值上来看，俄国的公共开支在1833~1839年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俄国通过印刷卢布的方式来减少赤字。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因为康克林在1839年与1843年的货币改革而暂时得到抑制，他用一种新的“硬”卢布代替了纸质卢布，新的卢布以金银储备作为支撑。这种改革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通过筹措一笔稳定贷款，建立新的金银本位的货币体系。詹姆斯急切地提议在伦敦和巴黎同时筹措这笔贷款。“让俄国政府意识到此举的优越性并不困难。”他在信里写道：
不仅仅是因为这可以增强他们的信用，而且还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此举可以确保英国和法国所有的富豪都在俄国身上投下巨资；如果这两个国家试图威胁俄国或与俄国开战，抑或抨击俄国的某一个州，英法的富豪们都会蒙受损失，所有这些都是有利因素……我对这起交易活动的成果抱有极高的期望，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获得利润，而是因为我想重建我们过去与俄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