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当时这一系列的改革对于皮尔来说，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清晰。除了政治上自我破坏的特性外（这点在19世纪的英国史上并不罕见），它的经济后果也很难让人满意，即便按照所谓的“赎罪时代”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从理论上来说，较低的进口税能够提供贸易成交量，从而带来额外收入。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通缩情况下，这一政策并不能见效；而《银行特许条例》更是雪上加霜，由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这一法令限制了纸币的流通。于是，收入税—本认为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很快开始变得像是一个永久性的税种，即便皮尔的继承人格拉德斯通也从未想过放弃这项税收。皮尔也难以减少国家的债务：1844~1845年间，英国政府才能够消除财政赤字，而且也只是在1847~1848年之前的3年，财政有所盈余；这之后的危机再次将政府拖进了赤字行列。但是，“皮尔式财政”在当时有着不可否认的“优点”：实际上，它确立了19世纪后期的财政与货币正统理论的基准点。3%利率的统一公债在1841年10月的价格为87点，3年后便攀升到了101点，这是伦敦获得认同的一个清晰标志。
另外，银行家们仍然可能会抱怨政府给他们所开的“药剂”，尽管他们也知道这些对国家的财政是有好处的。在这样的情形下，皮尔在1830年筹划恢复收入税就别有寓意了，他计划将其作为一种“接触巴林、他（皮尔）的父亲、罗斯柴尔德和其他人，以及爱尔兰的富豪们……的方法，调和底层阶层与上流阶层的收入，从而消除穷人身上的税收重担。”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42年确实被“接触”时，很难开心起来。当然，他们敌视皮尔政府还有其他原因。不仅是因为保守党政府反对犹太解放运动，而且还因为保守党政府的出现使得英国 俄国联手对付自由法国的可能性再次浮现。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反对皮尔的财政政策，其主要的原因似乎是收入税。
尽管纳特能够看到平衡政府预算的好处，正确地预见了统一公债价格将随即攀升，但是他并不喜欢皮尔所采用的方式。比如，他预见了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估收入将面临非常多的困难。“税收征稽人员怎么可能确定商人和银行家的真正收入？”他在皮尔的财政大臣公布的第一份预算案之后思索道：“总体来说，这些人自己也只是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才能知道收入是多少。”一年后，他坦率地问他的兄弟，他们准备缴税时：“是否按照市场价格评估了所有股票，然后将新的利润加进收入里，或是否以上一年的价格评估未兑现的股票，只计算以兑现股票的利润和收入的应纳税额？”—这个问题揭示了向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些人征税时存在的一些固有困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会计方法一直十分专横。“与你那个让人恶心的纳税官相处真是件最不舒服的事，”纳特在1844年年初写道，“尤其是需要将你的账本提交给税收长官审查时更是如此—跟我说说你们的资产负债表是如何编制的，我建议你们不要计算未售股票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