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詹姆斯发现自己也别无选择，只能回信；自那年9月开始，形成了定期通信的规则。当贝尔蒙特要求有权打折票据（可能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时，詹姆斯难以拒绝：“他每天都写信给我，希望得到打折的授权。对此，我表示十分理解，他做得很对。当一个人提到‘A’的时候，他一定还会想要‘B’（詹姆斯最喜欢用的口头禅），尽管这样做通常都很危险。”第二个月，詹姆斯又同意将贝尔蒙特的薪水提高到500英镑，由伦敦分行与巴黎分行共同支付。到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贝尔蒙特在伦敦分行中拥有了1万英镑的信用透支额度。当他希望提高这一限额时，他采取的方式是威胁要与别的银行做生意。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贝尔蒙特如此复杂的举动一直耿耿于怀，也一直认为他不可靠（贝尔蒙特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加深了这一感觉，比如他在1841年参与了一场决斗，以及为追求社会地位而皈依了基督教）。“我今天收到了贝尔蒙特的信，”安东尼于1838年8月写道，“它让我们感到无比惊恐。这个家伙怎么会如此疯狂地想到做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我并不介意跑一趟……如果你们认为我去那里能够起到作用，我会立刻动身，并写信让安塞尔姆来我这里……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在未经询问的前提下做他现在做的这些事。”两个月后，詹姆斯指责贝尔蒙特今天“给英国分行一点儿好处，明天给巴黎分行一点儿好处”来挑拨伦敦分行与巴黎分行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贝尔蒙特是一个大混蛋。”纳特于1840年说，“他如此轻描淡写地对待生意，我一点也不喜欢把他当做我们的代理人。”他太过“无能，以至于难以离开纽约一步，他管理的每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幸”。詹姆斯对此表示赞同。“我对贝尔蒙特没有太多的信心，”他评价说，“因为他做生意只为自己。”罗斯柴尔德家族断断续续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取代贝尔蒙特，或至少派遣另一名代理人前往纽约牵制他。后面的这个建议是安塞尔姆提出的，因为当时贝尔蒙特被传有自杀倾向。1839年，列昂内尔·戴维森被派往纽约，主要就是为了控制贝尔蒙特。“他似乎是一个聪明人，”纳特评价说，话里也暗含了与贝尔蒙特相比较的意味，“如果你能够控制好他的话，他便会出色地完成工作。”这句话也反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代理人的态度。但是，将戴维森派往墨西哥与美国西部更有意义，哈瑙在1843年也被派往美国的新奥尔良。贝尔蒙特继续留在了纽约，随后不久他转入政坛，此举让他最终获得了美国民主党内呼风唤雨的地位。
围绕美国代理机构的争吵暴露出伦敦与巴黎分行之间的重要利益冲突，这也反映了詹姆斯对于侄子们的影响力有限。谁对谁错毫无疑问非常清楚：拒绝在纽约设立一家分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可能犯了家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战略错误。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发现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因为，他们即便勉强同意贝尔蒙特作为代理人，可以有限地参与美国市场的活动，这边花费了他们大量的资金。而且，即便安东尼或纳特出现在贝尔蒙特的位置上，能否避开灾难也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