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标签反映出迈耶·阿姆谢尔在犹太街里有着某种模棱两可的声誉，在宗教信仰方面他相对正统，但在教育和政治方面却越来越自由。他并不是犹太启蒙运动孕育的民间智慧者之一，虽然他后来参与了改革运动以及犹太文化现代化运动，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当成自己的信仰；然而他也不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科恩未获授权的迈耶·阿姆谢尔回忆录（在他死后不久即出版）将他描绘成了屹立在新旧之间那类人的典范—“证明了犹太教的教义，即使是《犹太法典》的教义，都不包含任何与道德准则相冲突的地方。”罗斯柴尔德一直是“一个《犹太法典》的虔诚信奉者，他将它作为指引自己行动的唯一准则”；实际上，在科恩看来，迈耶·阿姆谢尔倾向宗教保守主义的说法“有些夸张”。他和弟弟摩西（他掌管社区救济基金长达数年）都是犹太社区的积极分子。但是迈耶·阿姆谢尔也是一个“好公民”—这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这在迈耶·阿姆谢尔对待慈善的态度中一览无遗。上文提到，他和兄弟们都自觉地将收入的10%拿出来给社区的穷人。路德维希·博恩曾回忆说，经常有一大帮乞丐躺在街上等迈耶·阿姆谢尔路过，如果有足够耐心等到他的话，就能得到一些救济的财物。而且，他不仅仅只向犹太社区提供救济。科恩在书里描写了一次一个流浪的顽童冲着迈耶·阿姆谢尔喊“犹太佬！”时的情景：
迈耶·阿姆谢尔冷静地拿出钱包，给了贫穷的年轻人一些钱，并让他经常重复刚刚喊的话。没人比被施舍的人更开心了，顽童拿着钱，高声喊着：“犹太佬！犹太佬！”另外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不明所以地加入到叫喊的行列。罗斯柴尔德带着十分愉悦的表情听着，口里说着希伯来祝福语：“赞美他吧，他给了以色列的子民指引。”
在他的遗愿里，他还给“三个值得赞许的基督教慈善团体”留了100古尔登。即使在犹太社区里，他的慈善工作也越来越世俗化。1804年，他带头为贫穷的犹太儿童盖了一座学校—慈善学校—全部课程几乎都是世俗化的。这似乎反映了他的簿记师盖森海姆以及他为自己孩子聘请的家庭教师迈克尔·赫斯对他的影响—赫斯后来成为慈善学校的校长。这也可能是他年幼的儿子带给他的启发，至少有一个孩子（萨洛蒙）与盖森海姆同属于一个共济会组织。重要的一点是，迈耶·阿姆谢尔仍然支持公有制式的教育，而当时许多犹太家庭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犹太社区外的异教徒学校读书。路德维希·博恩就是不满法兰克福犹太居住区相对保守的氛围，最终皈依基督教，免受歧视的人之一。但是，海涅后来回忆，博恩仍难抑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虔诚的景仰。1827年，他经过犹太街的老家时，他被罗斯柴尔德家的情景触动了藏在心底的乡愁，迈耶·阿姆谢尔的遗孀居特林用白色的窗帘和蜡烛将橱窗装饰一新，庆祝光明节的到来：
蜡烛是多么的明亮—她双手点燃这些蜡烛，是为了庆祝尤达·马加比和他的兄弟们解放了祖国，他们的壮举可以媲美弗雷德里克·威廉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和弗朗西斯二世！当这位老夫人看着这些弱小的火苗时，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带着哀愁回想起了与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年轻岁月，想起了全家庆祝光明节的情形，孩子们把蜡烛放在地板上，然后欢笑着从上面跳过，这也是古以色列王国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