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可能性（同样在这个故事里提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利用其金融实力迫使沙皇停止迫害俄罗斯犹太人。这也刻画出了东欧犹太人在整个19世纪中面对的一个抉择：是要移居到某个边远的划定地区，还是留下来通过法律争取平等权益？在19世纪早期，西欧犹太人也曾面临同样的两难处境。意味深长的是，《希伯来护身符》（Hebrew Talisman）的作者在故事末尾指责内森更乐意在英国享受社会同化的安逸，而不愿承担神圣任务的辛劳。实际上，作者声称，内森的死就是因为他决定在英国寻求政治解放—并为自己争取一个贵族地位—而不是继续为重掌耶路撒冷而拼搏。
罗斯柴尔德家族面对的核心两难处境已经显现了出来：由于他们的巨额财富，其他犹太人在争取合法的公民和政治权益时，便会将他们看做是领导者。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领导地位在非常早的时候便已经出现了，迈耶·阿姆谢尔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便开始为法兰克福犹太人争取公民权益，他的孙子列昂内尔沿着他的脚步，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英国犹太人进入议会铺平了道路。这是非常适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战略，使得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家庭目标：融入社会，跻身于精英阶层而无须改变自己的犹太教信仰，也使得他们能够为“共同信仰”的族人做一些善事，同时从其他犹太人那里收获近乎皇族地位的认同。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越是将追求解放作为一个国际目标—代表叙利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犹太社区以及他们所在国的犹太人介入—他们越能激起更多的排犹言论，这些言论认为犹太人是一个世界性种族，没有真正的国家归属感。与此同时，那些对融入社会感到无望的犹太人开始发出回归圣地的呼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更为尴尬，他们无意放弃自己奢华的城市和乡村府宅前往贫瘠的巴勒斯坦。而这恰恰是他们的排犹敌人所希望的。19世纪40年和90年代，怀有敌意的漫画描述：罗斯柴尔德家族跟随离开德国前往圣地的犹太人流—尽管坐的是头等舱，但是还是离开了。在评价列昂内尔争取议会席位的运动时，托马斯·卡莱尔问道：“一个纯正的犹太人如何试图成为一个议员，或者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呢？除了在可怜的巴勒斯坦，他才能这样做，因为他所有的思绪、步伐以及努力都指向那里。”
这也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广为流传的想法（尽管不是其常用的语言），如特奥多尔·赫茨尔认为，对犹太人来说，“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离开欧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赫茨尔发起了一系列的努力试图赢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利用庞大的资本来回应排犹行动。但是他准备提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66页演讲稿却一直未递送出去，就如他在第一次遭到断然拒绝后得出结论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粗俗、高傲而且自私自利”。他后来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他甚至威胁说，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他的话，他将“扫除”他们或“对其发动毫不留情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