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对集中的结构中,竞争者屈指可数,所以导致经济萧条,价格上涨,市场表现下滑。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技术上的效率低下。这里的问题是,要开放到什么程度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经济逻辑和实证证据都能说明,开放一般会缓解问题的严重性,这一点在第五章中将会详细阐述。实际经验也能说明这一点。所以在日内瓦的一场WTO研讨会上,我推介我的ADDING价值计分卡时,同组的一位成员、墨西哥驻WTO前大使埃德瓦尔多?佩雷斯?莫塔强调了强化竞争的重要性,他将强化竞争比做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利益,尤其是在充满国内垄断寡头的国家。
这些论证都是基于行业层次的竞争的。开放还可以在更广义的范围内促进竞争活力。在封闭的经济中,工商业界都倾向于游说或者花钱来保证能从贸易限制中获得纯粹的金钱利益。这种“寻租行为”用的是真正的资源,但是却没有任何实际产出,这本身就代表着巨大的保护主义的隐性成本,同时也证明了开放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安娜?克鲁格(Anne Krueger)在20世纪70年代估计,追求贸易保护主义会把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消耗殆尽。
开放创造价值的第五种方法就是规范风险。大多数计算收益的模型都假定世界是无风险的:经济行为体都完全知晓未来的事件,能够进入一整套的未来市场,并能够计算效益、优化行动方案。但是谈到社会福利的问题,如果不考虑风险的话,尤其是在危机之后,那么这一模型就有过大的局限性了。
我的计分卡所强调的是规范风险,或者说是平衡风险,而绝不是简单的风险最小化。这反映出一种基本的权衡。在一个市场半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内市场的多样化经营仍然在清除着非系统性风险,但将这些风险连接起来却会有蔓延传播的风险。降低一种风险而忽视了其他风险往往没有任何意义,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之际,人们很自然地都在(过分)强调危机蔓延的风险。我将在第七章详细阐述全球风险管理的问题。除了资本风险,第七章还着重阐述粮食贸易,粮食属于风险敏感型产品,如果市场开放则会分散并降低风险,但如果封闭市场,比如禁止出口,则会提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