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全球化现状：我们的现实
如图2 1所示的数据比以上所列举的例子更加系统化。在此，有必要提醒自己，表中的数据均为全球的平均值，掩盖了大量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仅是一种定量分析。换言之，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发展是很不平均的。跨国差异是下一章重点讨论的问题。我们如今暂且在这些全球平均数据中汲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前文提到的5项纯金融类指标的平均国际化程度是21%，另外9项的平均国际化程度是10%。后者中，与人直接相关的两项都低于10%；与商品市场相关的两项（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分别为10%和20%；与信息相关的几项数据更是分散，从0到20%不等。总体来说，资本的跨国流动比商品更加广泛，而人员的跨境流动亦不及商品—资本>商品>人员。这样的大小次第与各地之间资本成本、商品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差异有关。虽然资本成本在各国之间相差不过几个百分点，但像巨无霸汉堡这样的标准化商品在全世界的价格甚至能相差20%以上，而且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可能相去甚远，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可能比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高出20倍。
然而，我们的目的并非是找出商品、资本、人员以及信息的流动之间的差别，而是在众多数据中寻找共性。分析过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所有不同类型的市场的实际国际化水平都远远不及世界2.0所阐述的愿景。
我把这些数据展示给之前提到的几十名受访者，从而得到了两种尤为普遍的批评声，在这里有必要阐明。第一种批评是人们对这些数据嗤之以鼻，认为这些数据过于狭隘，而且认为其过于关注经济流动。（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是持这种观点。2007年我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为什么世界不是平的》一文，弗里德曼对此加以批判，而我反驳道我至少还能拿出数据来。）实际上，我绝不是随意找几个数据证明我的观点，我仔细研究了2007年的“全球化指数调查”（由《外交政策》杂志和著名国际咨询公司A.T. Kearney推出），试图找出全球化的哪些方面能按照我的方法计算和衡量，也就是“跨国部分占总量的百分比”。该调查中，全球化的政治参与是不能用我的方法来衡量的，因为政治有其特殊性存在，但是这一反例不足称道。所以，我的数据已经非常广泛，绝非狭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