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冬奥会刚刚结束不久，有消息称短道速滑金牌得主周洋因为获胜后不首先感谢国家而先感谢父母被批。闹得她父母信誓旦旦地站出来表示当然要先感谢国家。周洋本人也立即如同背书一样地“重谈夺冠”：感谢国家、感谢支持者、感谢教练、感谢工作人员、感谢自己的父母。
大洋的另一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则写了篇看似不相关的文章。他惊叹：3亿人口的美国拿了9枚金牌，挪威仅470万人口，还顶不上个新加坡，但竟然也拿了9枚金牌。更不用说，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小小的国家赢得金牌（挪威107，美国为87）和奖牌（挪威303，美国为253）的总数超过任何国家！挪威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素质？
我们不妨先说说后者。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大卫·布鲁克斯复述了历史学家大卫·豪沃斯（David Howarth）在1955年出版并于2007年重印的著作《我们独自死去》。此书所讲的故事发生在1943年。当时纳粹占领了挪威，同盟国则急需打通经过北海到达苏联的海路。一位年轻的挪威人简·巴尔斯路德（Jan Baalsrud）和三位同胞受命潜回自己的故乡组织反叛力量，以对那里的德国空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不幸的是，他们在乘船偷渡时被德军发觉，三位同胞或当场遇难，或在被捕后被处决。简·巴尔斯路德则在枪林弹雨中跳入被冰块覆盖的海水，神奇般地游到挪威的一个海岛，并开始攀冰而上。在他身后，50名德军穷追不舍。他杀死一名德国军官，但藏不住在雪地中留下的足迹。他丢失了一只靴子和袜子，他的一个大脚趾被子弹打掉，血流不止。然而，他依然翻越了这一海岛，游过狭长的海峡，登上另外的岛屿。一到海滩，他就在寒冷和疲劳中奄奄一息。
他被当地的两个女孩发现并抢救回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数十位素不相识的挪威人冒死帮助他渡海到中立国瑞典。他有了衣食，并从一个海岛被运往另一个海岛。但是，他必须独自翻越冰山，分别不停地跋涉24、13、28小时。
一位72岁的老人在德军的眼皮底下划船把他运过10英里的海路，并给了他滑雪板。但是，他翻越山岭时遭遇到了暴风雪甚至雪崩，摔下至少100米，滑雪板完全被砸烂，身体被埋到雪中，只有脑袋侥幸伸出来。他一度失去知觉，双目失明，后来在雪中漫无目的地走了4天，侥幸撞入一个村庄。一位村民收留了他，治疗了他的冻疮，并把他隐藏在湖的另一侧的一间储存室中恢复。结果，他不得不忍受着饥饿独自过了一周，因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一度使任何人都无法到达那里。坏疽在腿上长出来，他就用刀捅破。最后，他虽然视力得到恢复，但已经无法走路。
村民们用雪橇在暴风雪中把他运上海拔1000米的山岭，穿过冰冻的高原，等着另一队人马接应。可惜，那另一队人马在风雪中没有办法到达。他被藏在一个巨石下的冰洞中。几天后接应人马到达，却找不到他。原来的村民再次翻山越岭到达会合点，希望找到他的遗体。然而他们吃惊地发现：他竟然还一息尚存！
他在一条睡袋中静卧了20天。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反复企图把他偷运到瑞典，却反复失败。他又被藏在冰洞中避难恢复。在此期间，他用刀把幸存的另一只冻坏的大脚趾割下来，以保存大腿。他甚至因为不想连累那么多庇护自己的挪威人而企图自杀。一天，他被驯鹿的叫声唤醒：一队英勇的同胞终于在德军的炮火下把他送到了安全的目的地。
我生活在美国冰雪运动盛行的波士顿。即使在这里，报纸上也经常说；户外滑冰时掉入冰洞，寒冷的河水会立即把肢体冻僵，没有及时的救护即使是最好的运动员也难以幸存。按照这一常识，简·巴尔斯路德不知应该死了几次。这一故事，向我们清晰地演绎了挪威人在极端的冰雪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这并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而更重要的是，这也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存，而更是一种非凡的民族精神。
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Michael Allen Gillespie）曾经分析道，在奥林匹克的故乡古希腊，体育被用来培养勇气和意志等精英阶层的品德。这种体育具有强烈的个人竞争性，并不强调团队的配合。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体育在希腊的城邦，也是组成重甲步兵的公民的日常训练。这些步兵要身着三四十公斤的铠甲在酷热的天气中与敌人厮杀几小时。缺乏日常的体育锻炼根本无法支持。
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是以在战场上的坚韧力而著称。城邦公民作为独立个人的勇气，和东方专制社会中畏缩的臣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也每每被希腊的艺术所强调。但是，民主又是由具有高度独立和自尊的个人的集体行动所构成的。这些公民作为士兵作战时，全都组成著名的希腊方阵，一进俱进，一退俱退，将士之间平等无间，生死与共，强调的是同伴之间的配合、集体的纪律，而并非逞一人之勇。这种精神，也渗透到城邦的民主政治中，乃至一群看似是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一下子就能创造出具有惊人效率的政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林匹克的目标永远是培养良好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