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早日把培训班办起来，有些人做事只图眼前利益，不会为长远打算。眼前可以看到的利益总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但短视心理却常常使人失去本应该能够得到的东西。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要注重现实，而实际上是自己将未来的发展和成功的机遇白白浪费掉了。我付出了总收入的25%给东方大学，自己的利润实际上已经少得可怜，但我突破了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让我的培训班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怎么说也是一件比较实际、立足长远的决定吧。
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有了独立办学的想法。这几位老教授觉得我办事挺稳妥的，而且他们每年都能得到很大一笔钱，大概能分到几万块钱吧，这个数目在当时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数目。我一流露出走的意思，这些老教授们就舍不得我了，当时我也没有明确表达说我要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第一个目标还是赚到足够的钱，换成美元，出去读书。当时人民币跟美元的比价跟今天刚好一样，就是一比六到六点几。从1991年开始一比六慢慢涨到了一比八、一比九，这两年又重新估值，又往回调。但是当时美国的学费比现在要便宜多了，大概是两万美元就可以读一年，现在差不多要四万美元了，实际上就是美元在贬值，学费在上升。当时我的目标就是赚够十几万人民币，换成两到三万美元，自费出去读书。
我在1991年的时候收到了大概八个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只有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个半份奖学金，就是这个学校可以给我提供一万美元，可是我还差一万美元。这样的话，我就要想办法自行筹钱。我就想既然有这么多大学愿意录取我，我明年再申请的话，还是会有这么多大学录取我的，我可以推迟一年再去美国。
所以，我就想干脆再赚一年钱，但是，到了1992年，我的培训事业在一定意义上爆发性地增长了。当时还不叫新东方，就叫“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在北京的学生中间名声已经很大了。因为我的上课风格，还有我培养出来的另外几个老师的上课风格，都是特别地生动、活泼、幽默、励志，熟练得不得了，所以我的名声就出来了。
到了1992年，我老婆也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因为我们都发现这个培训事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当时我想离开北大时，其实我老婆也是反对的，因为北大的工作毕竟是“铁饭碗”，她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创业的能力、有没有管理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