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北大辞职后，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曾经的合作伙伴，我还是选择与东方大学合作。东方大学当时是一个没有自己校舍的民办学校，是人民大学几个退休的老教授合伙创办的一所学校。学校也没有太多的实质性业务，只是招收了一些自学考试之类的学生。这等于说在1993年以前我并没有创办新东方学校，而是借用了这所民办大学的名称，叫做“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
我坦诚地跟他们说“我要跟你们合作”，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取得办学执照，无法独自招生。我对他们说：“我来给你们办一个外语培训部吧。”他们听了我的想法之后，都觉得我这个人挺实在的，我的想法也十分可行，他们也很重视我的这个提议。这些老教授们也觉得，如果外语培训班办得成功，学校也能额外增加些收入，可以弥补学校的开支，对学校的建设也是有利无弊的，因此，我们很快达成合作协议。
合作办学，我对东方大学承诺的是“总收入的25%归学校”。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在当时付出的合作回报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我在这里稍微一算大家就会明白，如果说外语培训部做得好的话，各项成本和费用能够控制在50%~60%，剩下的毛利润也就是40%~50%。我提出总收入的25%归学校，基本上已经把大部分利润分给东方大学了，我的实际利润其实已经很低了。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这样做非常值得，这种合作就等于是为我的培训班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身份。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当时的社会办学机构还比较少，国家也控制得比较严格，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很难说不被取缔或者受经济处罚。比如，出去贴招生广告，很有可能今天刚贴上，第二天就收到处罚通知，我在北大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曾经和北大的另外一个老师合作过一段时间，这个老师找了一所民办学校盖了招生的章。我们认为有了这个合法的手续之后就不会有麻烦了，我和他一起招生，当时的招生点就设在我在北大的宿舍楼的下面。但是北大还是认为我们属于非法经营，我和这位老师的这次合作也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寻找一个合法的挂靠单位合作办外语培训班成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与东方大学的合作办学是我离开北大后的一个起点，也是我办培训的一个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