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出国不成，积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谋取生活费用。从1988年开始，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这个时候北京的TOEFL、GRE培训班已经遍地开花，就连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训班。北大里面的培训班轮不到我去教，因为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满了，我又需要钱，于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课，这样可以额外收入一些钱，但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点点经商的头脑，看着很多同行都在招生办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计算了一下，作为一个代课教师，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授课顶好的教师，我只拿到了招生费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为我的工资，怎么想也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我觉得如果自己办培训班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比那些学校和那些老师办得更好的。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个老师联合办班的想法，他想办法盖上民办学校招生的章以后，我们俩就在北大校园张贴广告开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们两个人的预计，而且还有些学生是慕名而来，取得了开门红，这个班的诞生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办班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的学生数量的锐减，因为有一部分学生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上课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的英语系领导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上升到最后，就变成了北大给我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按理说，我在北大租用礼堂做讲座，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长肯定是管不到这个事情的，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北大校园里还能关注我、对我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也就是给我处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关者们。北大处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课，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深层原因则是和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上课的学生人数减少，导致培训费的收入减少有关，引起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个英语系的死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