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夏尔·鲁耶尔对此没有做太多表示。菲利普·巴布兰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这个误差是怎么回事啊？你惹的乱子，你自己解决。”我给负责业绩审核的中台部门发了封邮件，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我说我的账目管理出了点问题，所以有几笔期货交易暂时没有支付保险金，再过5天我会重新计算价格，问题就能解决。然后我利用那几天时间，在系统中随便假造了一个身份，补上了那一部分差额。按说我的解释有点牵强，解决办法也不太妥当，但是中台的监管人员也认可了。风险控制部门的主管核准了这次交易，而且作了必要的调整，最终把它归在了“其他交易”的账目里。我发邮件解释之后，菲利普·巴布兰还曾对我说：“干得不错。不过以后的交易要多加小心啊。”当然，我没有按他说的办，没有“多加小心”。恰好相反，我进一步扩大了虚假交易的规模，只是尽量不引起周围人的担心。但是各级的主管其实都知道我名下有虚拟交易。案件事发之后，会计部门的主管曾经被叫到经侦大队接受询问，他的证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警察问他：“我们再说说2007年3月会计结算中涉及的交易，这几笔交易是虚拟的，其他相关人员对此有多少了解？”主管回答说：“实际上，负责业绩审查的中台部门、金融监管员、热罗姆·凯维尔的上级经理们都知道这些交易是虚拟的。”简单地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谁都不采取行动。事情说起来离奇，但确实就是如此。
这之后一个月，负责业绩审核的人员又发出了一封邮件。这次接到邮件的是我的3位顶头上司：埃里克·科尔代勒、马夏尔·鲁耶尔、菲利普·巴布兰。这回不再是9 400万欧元的误差，而是1.42亿欧元。上司给我看了邮件的复印件，我正在读邮件的当口，埃里克·科尔代勒从他的座位上站起身和马夏尔·鲁耶尔谈了点什么。当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两个人突然都转过脸来看着我。目光交错之中，我想接下来他们之中肯定有个人要过来可我谈谈了。结果他们俩什么都没有说。会计部门问他们：“我们可不可以像上个月那样处理呢？”我的上司同意了，这样一来，2007年3月份的做法就成了惯例。
时过境迁，如今我追想那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他们肯定会找我谈话的。搞不好会骂我一顿，再不济也要谈谈我闯下的祸。我仿佛就要跌进疯狂的深渊，来个人和我谈谈或许可以让我止住脚步。当时我自己也隐约觉得我突破了理性的界线，就像是一部机器，一旦启动就不知道怎么才能停下来。我又想，如果硬向上级要求终止这些交易，那不正好证明这些人完全清楚其中的内情吗？倘若把这些交易比做一部齿轮传动系统，那么他们本人就是这个系统上的部件，把这一切抖露出来，他们能乐意吗？从4月到5月，以及接下来的6月、7月，监管部门和我的上级主管不断发现新的虚假交易，数额越来越大。他们一律照3月份那样处理，业绩账目上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一律通知会计部门相机解决。他们这么做一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如果统计一下，2007年全年我差不多做了1 000笔纯投机性的交易。各笔交易涉及金额不等，但是曾经两度高达300亿欧元 上文我已经说到过。每做一笔投机交易，我就要在系统中编造一个虚拟的交易对手。据我的回忆，后台部门全年曾先后3次过问对手经纪人的身份问题，3次都是给我发的电子邮件。但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这个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预审期间，我的上级主管百般抵赖，找出的借口五花八门，这正好说明他们的失职。有位主管说自己出差去纽约了，所以第一批300亿欧元的交易他完全不知情。他又说第二批巨额交易 同样也是300亿 发生的时候，他倒确实是在巴黎，但是因为此前的第一批交易已经由他本人的上级核准了，所以第二批的他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另一位主管借口说监管员发来的材料，有关交易金额的那一段他没有读到。主管们的说辞虽然荒唐，但他们的心迹却显露无疑：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虚拟交易，而是如何使这些交易永远藏在暗处不为人所知 或者说如何才能使自己置身世外，免得将来授人以口实。
我的交易员生涯是在极度不安中开始的，这种不安源自于每天经手的巨款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久而久之，我慢慢习惯了，对此视而不见。日复一日的赢利让我失去了清醒的认识。我陷入一种麻痹状态，我竭尽心力，怎么对银行有利就怎么做。2008年1月陆续发生的事情把我从梦境里惊醒，将我重新拉回到现实之中。银行系统的脆弱、我自身的脆弱、工作权利被剥夺、媒体的喧嚣、毫无依据的攻击、法律的审判，这一切一股脑向我袭来。交易员的生活让我经历了情感的高潮与低谷，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人或许会问：不管怎么说，你好歹发财了吧？不错，当时我日子过得还算富足，但也仅仅只是富足而已。截止2008年事发时为止，我的税前年薪还只是在5万欧元上下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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