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的情况似乎的确如此。德国利用马克的贬值扩大出口，使货币走势重新趋于平稳，并再次融入世界经济； 因为马克的浮动汇率不仅能促进出口繁荣，使马克汇率最终回归战前的平价状态（解决外币债务问题），它还可以作为一种外交筹码，用来迫使协约国接受德国重返国际社会。正是这种策略让包括沃伯格在内的汉堡自由派愿意与支持克纳普理论的经济学家联合起来，反对维持外汇管制并希望立即回归战前的外汇平价。
于是，到1918 年，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汉堡商人组织—其中包括沃伯格、巴林和维特赫夫特等人—制定了一套“三管齐下”的策略：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以议会化、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合作为立宪方向；同时通过解除管制和马克贬值来振兴德国商业贸易，哪怕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当然，这些想法并不是汉堡商界的专利：战争临近尾声时，一些实业家（以胡戈·斯廷内斯为代表）也倾向于和多数社会民主党和解，强烈反对计划经济，期望解除管制和通过货币贬值刺激出口。这一策略对汉堡有特殊的意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战争使该城市的经济损失尤为惨重，另一方面是其劳工运动在战前就带有改良主义色彩，此外，商业利益集团对战时经济管制的反感也是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之前，这种“通货膨胀共识”在汉堡工商界就已存在，有关各方重蹈覆辙，低估了战后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就像之前低估了战争的持续时间一样。而究竟是哪些因素切断了战争的命脉，我们尚不完全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