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战争目标和政治改革让商业界内部出现分裂的话，那么汉堡商业利益集团可借战后经济发展的契机再度团结起来。战争爆发初期，由于战争经济的集权化和官僚化，汉堡已经开始出现骚动。然而，直到政府明确示意，在和平时期也要维持强制性的企业联盟、战争公司和贸易管制体系，担忧才终于演变成统一行动。德国中央采购公司几乎垄断了食品的进口，而1916 年商会调查发现，政府在考虑战后仍然维持这一状态。虽然商会在努力为回归自由贸易提供论据，但其计划在兴登堡– 鲁登道夫的最高统治下才逐渐成形。德国政府宣布，不仅要继续维持之前的政策，而且还针对转型期经济设立了军需处，并由这一新机构管控船运和外汇资源的调拨。随着米夏埃利斯代替贝特曼成为德意志帝国首相，实施细则出台；新军需处长（事实上就是汉堡参议员萨默）宣布，直接给军工企业分配货运吨数限额以及外汇账户限额。汉堡舆论顿时一片哗然，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现有的商贸公司在战后仍然无法从事进口业务，也说明外汇管制不会终止。不仅如此，船运公司还要从属于军需处。总而言之，商业贸易要让位于战争。
事态很快明朗起来，汉堡的商业利益集团无法有力地应对威胁：商会在抗议会上提出的要求被柏林当局完全忽略了，银行家和船主的抗议也犹如石沉大海。这场危机揭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汉堡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财产被协约国扣押，再加上国内政府的监管，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在重压之下选择避开传统的利益集团代表制（即通过商会和参议院），而将个案直接提交给柏林相关部门。船主们之所以能获得政府赔偿，主要得益于巴林和船主自己的战争委员会对柏林当局的游说；当商会作出妥协，同意国家征收营业税时，批发商们则加入了ZVDG。到1917 年，各行业协会独立在柏林进行游说的风气日盛，阿尔弗雷德·奥斯瓦尔德还代表汉堡进口贸易联盟和汉堡出口商协会独立行事，在柏林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战争局。参议员萨默曾抱怨各利益集团向柏林提出一些“对当局来说无法接受的”申请：
整个战争期间，行业协会都绕过商会，径直通过德意志当局来处理事务，而商会因为要设法平衡各个协会的利益，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例如，汉堡船主协会就完全脱离了商会。
但是，正如一些商业协会指出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工业在政府部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都优先于商业，消息也更加灵通”，所以那些利益集团必须这样做。而应该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成了舆论纷争的焦点，马克斯·沃伯格建议发行汉萨同盟版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①来抗衡工业界对媒体的影响力。然而，对于增加汉堡政治影响力，获得最多支持的措施是邀请帝国议会代表访问汉堡。在“汉堡和平时期经济重建委员会”的指导下，这个目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而该机构的成立也证明：汉堡工① 即期刊《经济工作》（Wirtschaftsdienst）的前身。
商界内部的主和派在这场反对管制的战役中成功占据了优势。2 月，面对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国家自由党，商会主席海耶大力抨击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强烈谴责“所有的商业交易都……被几个战争公司所包揽……军方合同几乎完全分配给了柏林工业……而且德意志联邦参议院还颁布了无数限制贸易的法令”。之后，商会邀请整个帝国议会来到汉堡，进一步对其进行恫吓，也就是巴林所说的“向舆论发起攻势”。弗朗茨·维特赫夫特对这种新氛围作出了最佳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