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争融资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公共债务的规模，而在于其引发的货币扩张的程度。1914 年以前，德国货币当局已经投入大量精力解决战争引发流动性危机（如1870 年1 月的危机）的问题。考虑到1907 年和1911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德意志帝国银行总裁哈芬施泰因采取了增加帝国银行黄金储备的政策，鼓励使用其他形式的货币，如钞票（仅在1909 年才被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支票和直接转账付款。到7 月23 日，黄金储备已达到13.6 亿马克；此外还有尤利乌斯塔的战争储备，这些储备在1913 年时增加到了近2 000 万马克。与此同时，为应对战争，各联邦州已经在筹划成立小额贷款处，这些贷款处（银行）有权发行与证券相对的特殊债券；早在1912 年，由于预计到必有一战，德国已经印发了价值5.5 亿马克的此类债券。换言之，哈芬施泰因已经完全意识到一旦发生战争，选择流动性避险策略的公众将会空前庞大。然而，这些准备仍然不够，这主要是因为哈芬施泰因没能成功说服股份制银行也采取类似的谨慎储备政策。1914 年7 月31 日，德意志帝国银行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损失了1 030 万马克的黄金，于是该银行非法中止了黄金的自由兑换，而这一行为在4 天后就被合法化了。
8 月4 日的立法对帝国银行的储备规则作了4 处简单的改动，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向帝国银行债券发行进行征税的门槛被暂时取消，而联邦贷款银行的债券则与黄金一同被视为帝国银行的一级储备（1/3）, 帝国国库券则与商业汇票的级别相同，被视为二级储备（2/3）。最后，联邦贷款银行票据可以作为战争债券来发行。这意味着不仅短期借贷会增加货币量；从理论上来说，帝国为筹集资金向公众发行的长期债券，也可以作为从联邦贷款银行贷款的担保，而联邦贷款银行的票据又可以为帝国银行的票据贷款提供担保：这个用货币打造的旋转木马可以无止境地旋转下去，永不停息。在实际操作上，金融机构和公众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投资机会。由于主要银行和工业企业逐渐倾向于持有流动性更高的无附息国库券，所以从1917 年中期起，德意志一半以上的短期国债并非由德意志帝国银行持有。截至1918年，大型银行约有近一半的资产是国库券，其准备金率也相应上升。不仅如此，1915 年以后，极少数战争债券持有人将其作为联邦贷款的担保。然而德意志的货币年增长率依然远高于英国（流通中现金的增长率约为14%）；这其中的重要一环显然就是联邦贷款票据。战争临近尾声时，已发行的联邦贷款票据高达156 亿马克（绝大多数都是向地区行政机关发行的），其中有2/3作为现金在流通，其余则最终成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储备资产，占总资产的15%，一级储备的2/3。因此，这部分票据从两方面导致了流通现钞38%的年增长率—远远高于M2 货币和M3 货币（包括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见图2.8。
既然德国的货币政策如此宽松，人们也许会预计其物价涨幅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恐慌性抢购和供给瓶颈造成开战后的前11 个月内物价首次上涨，但此后，官方的批发物价直到1917 年中期都保持相对稳定（见图2.9）。虽然德国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32%）是英国的（16%）两倍，但战争期间德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20%（同样按批发物价计算），低于法国（36%）和英国（23%）。为什么德国的物价没有进一步上升呢？除了德国的财团和配给制度操纵着产业价格，另一个原因就是德国通过了一系列条例，打击牟取暴利和囤积倒卖等严重影响零售物价的行为。这些措施反映出一种古老的观念，即通货膨胀问题是一种变相的“匮乏”（物价上涨），其试图抑制批发商和零售商抬高物价的行为。1914 年8 月和10 月德国初步引入了一些措施，授权邦政府打击过高的物价，但收效甚微；直到1915~1916 年，通过对基本食品实行定量配给、为食品和原材料价格设置上限、成立地区物价监管委员会、出台法律禁止倒买倒卖，并规定可依法宣告没收“非正常利润”，对物价的控制才初见成效。除此之外，鉴于暂停黄金自由兑换和递增的贸易赤字对汇率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为使货币免受影响，德国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强制规定进口商只能协商以外币信用进行结算，出口商（鼓励其以国内补贴价格出口）则要保证对方以外币付款，之后又实行总汇率和进口管制。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抑制了官方物价指数的上行趋势，价格管制还人为地制造了差价，扭曲了市场，滋生了出售紧俏商品的黑市，造成官方市场上的商品更为紧缺，促使生产商靠降低产品质量来维持官方市场上的售价。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只是被压抑了。受抑制的购买力逐渐“过剩”，并且要付出经济效率上的高昂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