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近代历史学家认为，上述官僚化的过程标志着汉萨同盟的政治生活在世纪交替后被彻底“普鲁士化”了。这个说法透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在1867 年前，汉堡作为汉萨同盟的“自由市”勉强加入了北德意志同盟，那时的汉堡更像一个英国城市：在文化上国际化，在经济和政治上自由化，行政效率低下。加入德意志联邦的前10 年，汉堡一直未能摆脱这些传统，正是这种自主独立原则使汉堡人被称为“我们见过的最糟糕的德国人”。然而有人认为，19 世纪80 年代社会民主的盛行使汉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思想转型”；到世纪之交，“征收保护关税、殖民政策以及船队所激发的热情，种种因素使得整个社会对旧资产阶级传统怨声载道，这种传统与反对自由贸易有关”。因此，虽然汉堡有历史特殊性，但“普鲁士化”思想使汉堡受到了某个历史学派的庇护，这个影响深远的历史学派把德国没有“建立起……民主秩序”，归因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屈服于专制的普鲁士王国，而在这个穷兵黩武的王国，农民是主要的统治精英。由于仇视社会主义，再加上被帝国主义所蒙蔽，曾经属于自由派的汉堡资产阶级走上了“特殊道路”，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的“灾难”。但近年来，随着历史学家深入研究德国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史，以及1914 年前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史，这一理论受到了广泛质疑。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汉堡这个特殊城市。从1840 年到1900 年，对于德国统一和普鲁士王国在德国发挥的政治领导力，汉堡资产阶级的态度无疑发生了重大转变。19 世纪40 年代，民族主义者威廉·霍克和海因里希·沙赫特属于激进的少数派；19 世纪60 年代，卡尔·舒尔策剧院上演了讽刺“威廉·柯尼希和弗里茨·菲施马克特”的反普鲁士剧，为此普鲁士还派使者前去抗议；而1870 年，对于“领略过阿尔斯特湖到易北河之间这个世界”的上一代人的一致排外，尤利乌斯·冯·埃卡特感到惊诧不已。另一方面，1859 年举行的席勒节大获成功（尽管参议院和教会提出了诸多限制条件），从而证明汉堡的国家意识在增加，而普鲁士1870 年1 月取得军事胜利后举行的庆典，则标志着向德意志民族情感的转移。然而，我们不应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独立主义对立起来：与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汉堡也在努力凝聚地方与国家的政治文化，比如先唱《德意志之歌》，而后是《汉堡欢乐颂》；在19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退伍兵协会、体操运动员协会和其他协会还策划了一场游行，精心设计了“汉堡女神”和“日耳曼女神”等童话人物。由于德皇威廉二世热衷于战争，很多汉堡的重要人物都曾受到他的接见，尤其是阿尔伯特·巴林，一些汉堡家族于是成为贵族，或与贵族成为姻亲；俾斯麦被革职后，德国骤然掀起了一股对他的“狂热崇拜”，尤以汉堡为盛。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汉堡被“封建化”或“普鲁士化”了：对皇帝和帝国的忠诚与汉堡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传统并不矛盾。马克斯·沃伯格曾在巴黎和伦敦的银行当学徒，他的兄弟定居纽约，整个家族在美国、英格兰、瑞典和俄国都有姻亲，但马克斯（五兄弟中的老二）并没有觉得这会影响他强烈的爱国热情。珀西·施拉姆从孩提时起就穿英式服装，读《胖胖蛋先生》，但看到学校为色当会战纪念日和德皇生日举行统一制服游行时，他并不会无动于衷。珀西的叔叔埃内斯特在巴西居住了30 年，但他在1871 年还特意去参观了位于阿尔萨斯– 洛林的战场。次年，他在旧金山看到德国海军舰艇时（或在纽约看到歌剧《唐豪塞》时）还兴奋不已。
通过分析德意志帝国的统治结构，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1914 年之前，独立主义、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能够并存了。汉堡在1867 年同意加入北德意志同盟，并于1871 年加入德意志联邦，这从政治角度来看无疑利大于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汉堡数次被占领，而后在1849 年又被普鲁士占领，两年后又被奥地利占领，更不用说1866 年法兰克福的悲惨命运，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一个越来越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大陆中，自由市很难生存。汉堡面积仅占整个帝国的0.8%，人口仅占1.2%，它不必承担极为庞大的帝国军费开支，就得到了有效的安全防御。虽然在1867~1871 年的立法会议上，参议院代表极力反对普鲁士王国的“帝国主义”，但德意志帝国的25 个邦最初仅贡献了有限的非军事力量，并且主要是在外交政策领域。当然，汉堡在联邦议院仅有一名代表，对政治集权几乎束手无策；而普鲁士王国历届内阁和南德较大的邦对集权十分厌恶，这些邦的特权在1914 年之前暂时不会受到太大威胁。帝国的行政体系尚未发展壮大；统一德意志法律依然任重道远；各联邦州仍控制着治安、通信、教育和其他“社会”职能—汉堡的例子告诉我们，在1890 年左右，这些职能变得至关重要。当然，中央有时会设法对“自由汉萨市”加以控制，如对1878 年的反社会主义立法加以监管，1900 年后帝国议会中的“左派”批判了汉堡红灯区的合法化。但在其他方面，帝国和各联邦州非但没有凝聚在一起，反而渐行渐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帝国议会选举权和各联邦州有限的选举权之间的差距，这使（俾斯麦的用意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急剧减少，尤其是在城市选区的代表。作为由专家和工商界精英构成的党派，国家自由党在19 世纪70 年代大行其道，但在八九十年代，普选权和选举参与程度增加使得权贵阶层“受挫”，因为他们无法适应大众政治体系，没有作出相应的调试。他们逐渐被社会民主党逐出了帝国议会，而汉堡商人则成了众矢之的：反犹人士给汉堡贴上了“现代的所多玛与蛾摩拉①”的标签；农民政党则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猛烈抨击汉堡反对征收关税的主张，甚至连女权主义者也在批判“经济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汉堡商人在1900 年之后退出党派政治活动，是在表达资产阶级的“非政治主义”，即通过质疑民主机构的合法性来为选举失败辩解。马克斯·冯·申克尔提出党派政治必然会“牺牲受害者”，令人无法接受—这在威廉德国时期已经是老生常谈；出生于吕贝克的公务员阿诺尔德·布雷希特则更直言不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