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2)

工作—是否有工作、难易程度和舒适程度、工作时长以及报酬—最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从雇主的角度来说,劳动力市场的变动是双重的。一方面经济形势会影响到移民人数;另一方面,一些对季节波动敏感的行业,其雇佣情况也变动极大。这一点对于码头区来说尤其重要,相当一部分码头工人和造船工人都面临周期性失业。①与此相反,文员(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13 000 人)的工作稳定程度较高。从工作环境来看,有极其恶劣的(锅炉清洗),有高危险的(铆焊),也有枯燥乏味的(图书管理);而每周的工作时间从53 至82 小时不等。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薪水。汉堡是德意志帝国所有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1913 年比平均水平高72 个百分点。然而,汉堡的总增长相对缓慢,同时外来移民的比例较高,其人均实际收入其实在下降。①不仅如此,其收入分配也与柏林一样差异悬殊,贫富差距毫无缩小的迹象。所得税统计数字显示,1871 年,83%的底层纳税人的收入占可征税收入总额的32%,而顶端的1.5%所占额度为29%。1916 年,前者所占的份额升至35%,而收入占总额29%的那部分人却减少至1%。从绝对数量来看,贫富差距的确扩大了。如果把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计算在内,那么收入最低的5 类纳税人所占比例从49%升至83%;而顶端纳税人群体则由0.1%降至0.02%—虽然只有44 个人,但其收入都在500 000 马克以上,并以此为基数缴税,这些人包括斯洛曼和贝伦斯之类的公司的所有人,或像巴林一样杰出的公司董事。普通的自主经营的小商店主和手工匠的收入大约在5000 马克左右,其中商界精英的收入则占1%左右。公共部门的收入差距相对不太悬殊:高级公务员(一级)的年收入为9 768 马克,二级公务员或普通白领的收入为这一数字的40%,三级公务员为25%,而一般的州政府办事员则为20%。私营部门普通文员的工资则较低,从721 马克到2 700 马克不等。工人的收入更难统计。1895 年,码头工人的日薪约为2~4.2 马克;但由于季节性失业问题,2/3 以上的码头工人年薪不足500 马克,只有5%的人超过1 500 马克。烘焙、木工或管道工等行当中的熟手收入则好很多,并且是按日或按周计酬。②由于大多数船厂工人都是计件工作制,根据具体任务的性质领取酬金,所以援引他们的薪酬数据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船厂工人的工资等级体系非常复杂,再加上加班加点是常事,因此很难将这些数字转换为年收入。体力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在战前约有1 800 马克;但一个顶尖的熟练工可以赚到近2 500 马克;而普通新手加上加班奖金也可以拿到2 170马克。③而在收入等级上端,也就是资产阶级内部,一般商店主、职员或小企业主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然而,我们需要对这些统计数据加以扩充和限定。尽管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通货膨胀时代在1914 年以后才出现,但物价在战前就已经发生波动。在1874~1887 年,生活成本平均每年下降1.5%~1.7%,但在此之后,一直到1913 年,物价每年都上涨0.9%~1.5%,而汉堡物价则高于平均物价,在大萧条之前才有所下降。①对大多数人来说,食品开支占生活费的一大部分。普通人大约一半的工资都花在了高脂肪、低蛋白的饮食上,如黑麦面包、土豆、鱼肉和猪肉,配以加糖咖啡和啤酒。房租是第二项主要开支。对于那些收入在1 200 马克以下的人群,房租大约要占到1/5。这些都扣除后,他们的工资已所剩无几:在诺伊储蓄银行中,工人的储蓄账户仅占7%,他们通常只有一些最基本的财产。如果有存款、有财产就可称为资产阶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社会差距体现在行业及其收入上,不如说体现在“赚取财富和继承财富”上。但即使在那些有产精英内部也有差距。近60 万人的总存款为3.9 亿马克,人均仅有600 多马克。相比之下,人均财产超过10 000 马克的仅有4 万人;②而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价值47.6 亿马克③—把持在20 000人手里,仅占总人口的2%。真正处于顶端的财富精英少之又少:1880 年,汉堡共有72 位百万富翁,其中仅有16 人拥有500 万马克以上的个人财富。战前汉堡最富裕的人为船主亨利? 斯洛曼,其身价据说有6 000 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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