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行业中，典当的价钱并不是由物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物主和典当行协商决定。过去的人当东西都希望多拿点钱，于是典当行的老板们总是拼命压低价格。而现代的典当行，去典当的人不一定需要很多钱，大部分人只是按需拿钱。正因为如此，在温州的典当行里，一两万元的宝马、奔驰也并不少见。由于典当行的收费是根据典当的价格决定的，当车、赎买车的花费甚至低于普通车位停车的价钱。
温州的典当行是一个服务社会的行业，是一个爱心行业，是一个体现温州人互助有礼的行业。温州地区的舆论界在一段时间对这些新生的典当行冠以“新时代的典当行”的名号。
不过对于渴望“资本跑起来”的温州人来说，典当行又开始有了一种新价值。在等待炒的同时，温州人会将手中的“货”存到典当行寄卖，换回资本的流动性。而对于那些炒作失败的副产品，典当行又成了一个“垃圾回收利用中心”。
炒房、炒油、炒煤、炒玉，炒作在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炒失败的副产品。例如当年红极一时的玉器，很多都砸在了温州人的手中。于是很多人都将这些玉以便宜的价格处理给了典当行。
如果说充当“清道夫”的温州典当业与温州人炒作之间的关系还不是那么密切的话，充当“货物变现站”的典当行则完全是温州资本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为了保持资本的流动性，一些温州人在买进一种“炒货”的同时，就会将这些“货”抵押给典当行变现，然后再用这些钱去炒其他东西。
不过也有一些物主，如果炒作失败，他们干脆不赎回，反正钱已经拿回来了，剩下的麻烦就都是典当行的了。温州坊间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一个温州老板在山东炒蒜，看到行情不妙，就将还未到手的大蒜当给了温州的一家典当行，当期过了，这个老板并没有来赎回自己的大蒜，典当行只好派人从山东拉回来两车已经有一点烂了的大蒜。
当温州的高利贷大潮袭来，温州人在疯狂炒钱的同时，又想起了典当这个颇具温州特色的资本流动工具。一时间名车、房产大量地被扔进典当行换取资本用于放贷。
不过，温州的高利贷很快就崩盘了，典当行也受到了波及。大量的当票没人赎回，典当行里堆满了名车，保险柜装满了当票。
温州的典当行业，在事实上放大了温州的民间资本，让民间资本可以同时投资几个不同的项目。这样的做法和次贷危机非常相似。资本已经脱离了本来的规模，7500亿的资本总量很可能带来的是2万亿的炒作效果。而这直接导致温州的民间资本“债不抵债”。可以说，温州的典当行业在事实上放大了民间资本流动的危害性。
在高利贷疯狂的最后，老板们垮了，典当行手中有了大量可以随意处置的名车洋房，不知道他们是该庆幸还是哀叹，也不知道那些经常照顾他们生意的老板们，还有没有钱来消费这些“物美价廉”的奢侈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