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炒钱让温州人的投资生活开始走向危险的话，那么温州典当行业的出现则真正让温州人的经济生活进入了泡沫阶段。
温州人炒的东西五花八门，随着炒的经历日渐丰富，温州人越来越觉得，那种一次买卖一种东西的炒作方式变得越来越乏味，越来越缺乏刺激了。
所有的炒都需要等待。任何一个炒的行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低买高卖的基础上的，而任何一个炒的对象都有一个价格慢慢升到顶端的过程。
虽然温州人善于控制价格，不过温州人决定不了价格变化的周期，虽然他们已经将炒的时间缩短到了最短，不过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满足。“资本在运动中才能增值”的念头驱动着他们让资本能够更快地滚动，他们不能接受资本散步或是慢跑，他们希望自己的资本能够时刻都保持着冲刺的姿态。
可是资本同样需要“蓄势”才能“待发”，当温州人将钱投进了房子、煤炭甚至是棉花大蒜的时候，这些资本就会停下脚步，静静地等待着下次冲刺的到来。这是温州人不能接受的，他们永远不能容忍自己的资本成为懒惰的资本。
不过投了资的温州人已经没有钱了，他们有的只是手中的商品。这时的温州人，无论他们多么心急，也只能慢慢地等待，等待价格达到预期的那个点，将这些东西变成真金白银，再进入下一轮的冲刺。
但是温州人可不会这么想，或者说，如果这么想，温州人就不再会是温州人了。在温州人的头脑中，总是有让资本跑起来的方法，一个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经济模式又在温州这个地方复活了——典当。
如同伴随着温州对资本的需求高利贷兴起一样，伴随着温州人“让资本跑起来”的理念，典当行开始成为温州人的“座上宾”。
典当行在温州人的融资生活中有着独特的位置，或者说这种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略显陌生的行业，在温州具有非常矛盾的社会角色。
一方面典当行是温州人投资欲望的产物，是温州人颇具创新精神的投资热点，是温州人实现“让资本跑起来”的愿望的工具。
而另一方面，典当行也是温州人的爱心行当和保险箱，他们体现了温州人独有的那种根植于资本的爱心与良知。
典当行是一个古老的行当，在古装的电视剧中，典当行是最常出现的场景之一。与当年的典当行一样，现代的典当行保持着与先辈们相同的经营模式：物主拿着东西到典当行抵押，典当行估价给钱，物主有钱的时候再拿钱将东西赎回，如果没钱赎回，典当行就自行处理当掉的东西。
如同古装剧里的情节一样，当主人公生活上遇到困难了，他们就会拿着家里的东西到典当行里换钱救急，这也让典当行充当了一个爱心行当的角色。温州的典当行也是如此。
一次，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来到温州一家典当行，她从手指上摘下一个银戒指递给工作人员。由于价值不高，典当行拒绝作当品，后来这家典当行的工作人员从女孩的叙述中得知，她从甘肃来温州找工作，钱包被偷，连吃晚饭的钱也没有了。
于心不忍的工作人员破例将这个银戒指收当了200多元钱。当铺本来以为不会有人为了这样一个不值钱的戒指回来赎当，没想到几天后，女孩子就过来把戒指赎了回去，并连连向当铺表示谢意。
温州的典当行还承担着与资本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角色——保险箱。
温州地区豪车多，但是豪华停车位却并不多，满街的宝马、奔驰就是零零散散地停着。这并不是说温州人有钱，所以不在乎自己的名车被划伤，而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放。尤其当车主要长时间到外地的时候，这些豪车停在街边，一旦有个损伤确实有些心疼，但是如果将这些豪车都放到高级的停车区，又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很多车主都会选择将车存放在典当行——价格不高，服务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