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近10年来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高房价和低收入之间的矛盾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任何时候，地产商们的一句话或是政府对房地产的新政策，都会引来数不尽的关注，但是除了这些台面上的大腕们，还有一股重要的力量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温州炒房团”。
温州是中国第一批伴随着改革开放富起来的地方。温州人有钱，温州人还有天生的商业头脑。在国际上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是永远不会让自己的钱在银行中贬值的，所以选择一个资本快速升值的投资方式，几乎是每一个富起来的温州人的首要任务。
与其他地区相比，温州人的致富道路似乎更加曲折一点，最典型的例子是温州人卖扣子的故事。在当时服装出口还处于暴利的时候，温州人没有直接进入竞争激烈的成衣行业，而是进入了相对附加值很低的纽扣行业。
一个扣子赚一分钱，这对很多地方的人来说是不屑于去做的生意。不过由于成衣出口增加，纽扣的需求量也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加。但是这时愿意生产这种附加值低的产品的人依然不多。就这样，温州纽扣厂的老板们富起来了，一家纽扣厂的年盈利甚至超过一家成衣厂。直到今天，温州人的这种投资策略依然还是商学院的经典案例。
温州人的腰包越来越鼓，可是他们创业时所展现的那种质朴性格却变得越来越淡，尤其是在他们的投资行为当中。相反，有钱了的温州人把自己天生的聪明头脑作为二次创业中最重要的武器。
“炒”如果用经济学来解释，其实就是投机，是一种人为影响价值规律的行为。商人在看到某个物品存在升值潜力的时候买进，当升值潜力释放的时候，商人就出手获利。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说，商品的价格会围绕着商品的价值轴进行波动，如果你购买了上升期的物品，当价格达到波峰时出售，你就可以获利。
价值规律决定了商品价格波动的必然性，但是相比利用这种自然规律赚钱，炒有着更加主观的色彩。炒与其说是利用了价值规律来获利，更像是创造价值规律来获利。温州人的炒更是将这种含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温州人炒过很多东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房子。当中国的房子刚刚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温州人就认准了“这个东西能赚钱”，于是，温州人多年积攒下来的大量财富一瞬间都注入到了中国新兴的房地产市场中。
1987年，《农民日报》口气严厉地披露龙岗“毁田事件”。事后，陈定模（温州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邀请报社总编、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一行10余人聚会龙岗。双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其中陈定模说了这样一段话：
“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再开发。龙岗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我们搞建设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龙岗建镇之初，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过3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岗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州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
“土地是财富之母”，龙岗的成功也许就是温州人炒房理念的启蒙教材。温州人比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更早读懂了马克思《资本论》中那句经典论述的真谛：人多地少，是矛盾，更是商机。下面的这些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两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
杭州——西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主人大多来自温州；
重庆——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1000余平方米商铺；
昆明——温州人朱某狂吞1000多个摊位；
喀什——温州人吃下商贸城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