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脱贫”贫困乡里的“状元村”
三十年间，父母举债供子女读书，使偏远的山寨走出五百多名大中专学生。如今这里已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 ，却依然是榜上有名的贫困乡。
人物档案
赵世琪，贵州黔西县雨朵镇龙场村村民。曾当过六年民办教师，后为了供孩子上学，回到村里当木匠。七个孩子中有六个考上大学，成为村里有名的“状元之家”。高发顺，龙场村村民。为了供孩子上学，长年在井下挖煤，一个女儿也为此辍学打工。儿子大学毕业后，家中欠下数万元债务。
杨永付，曾担任过龙场村党支部书记。为挣钱供三个孩子读书，一家人离乡背井来到黔西县城。自己在爆竹厂仓库当管理员，妻子在餐馆打工。每月几百元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计。
何远芬，龙场村村民。2005年两个女儿考上大学，因为筹集不到学费丈夫一度精神失常。现在还要抚养两个上中学的孩子。
兰家勇，龙场村人，贵州民族学院建筑工程系学生。因为家境贫困，向年迈的父母承诺上学一切费用自己解决。课余一直在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
□ 陈晓楠
2002年，黔西县城有一位业余记者在各地走访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村庄。这个村子偏居黔西一隅，人口大概有两千多，非常贫困。但是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个小小的村子三十年间已经成功培养出了近五百名大中专学生，其中很多人后来读到硕士生、博士生。这片贫瘠的土地创造出了贵州乡村教育的一个奇迹。这个村子叫龙场村，后来索性大家就叫它“状元村”。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状元”两个字一定是和门庭显赫、光宗耀祖、荣华富贵紧紧连在一起的。但是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生产”了数百个“状元”的龙场村，却至今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生活在那儿的父老乡亲仍然固守着一份贫困：五十年前修建的唯一通往山村外面的马路已经破烂不堪，村庄里茅屋草舍随处可见，每年三、四月间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断粮，靠救济聊以为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以高利贷度日的也大有人在。
龙场村位于黔西县雨朵镇。当地人习惯把龙场附近几十公里的寨子统称为龙场片区，片区内只有一所初级中学，传说中的“状元”们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完成了他们的九年义务教育。泥泞的道路，破旧的茅草屋，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曾经出现过什么乡村教育的奇迹。“状元”们在哪？谁是“状元村”里的第一个“状元”？在寻找“状元”的路上，人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叫赵世琪的人。
赵世琪：必须让孩子读书赵世琪家住在村子里相当少见的一幢楼房里，钢筋混凝土结构跟周围的茅屋草舍比起来，显得气派无比。
赵家七个子女，有六个大学生，哈尔滨科技大学、北京石化、上海交大……一连串名牌大学都与这个家庭有关。谈起这个“状元”之家，赵世琪说，上大学的梦想，早在他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不过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在那个年代，他根本没有上大学的资格。
1962年初中毕业后，升学无望的赵世琪只好到邻村的村办小学去当老师。不过，他并没有就此认命。好学上进的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因父亲的牵连没能上大学，成为他最大的遗憾。赵世琪：我父亲信点阴阳功，就是农村说的看风水，所以他被归为坏分
子。当时的“五类分子”包括“地富反坏右”，只要属于其中之一，所有的子女都不允许升高中，甚至不允许读大学。就因为出身问题，我太不服气了！当时我不服气，以后在教书这个事情上我更不服气，为啥子？工资最低，在农村工资是十二块五。所以我教了六年书之后，再不教书。我们这边的风俗是出嫁的时候要做一整套家具当嫁妆，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就去当木匠。后来我就横下心，要把我这几个孩子抚养成文化人，我没有读到书是我最气愤的事。我把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赵世琪对失去上学的机会至今还耿耿于怀。为了让孩子们不再留下遗憾，1968年赵世琪带着一本几何书回到村里，并宣称今后不再教书，他要做木匠挣钱，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今后有机会走出山寨。
三十多年过去了，说起赵世琪当年的那个决定，村民们依然少不了欷歔感叹。周青柏（龙场村村民）：在抚养孩子这个阶段，我这辈穷，我的孩子不穷；我的孩子穷，我的孙子不穷；我孙子穷了，我下一代的下一代永远不会穷。这就是赵世琪家的整个远见。
当时做木匠一个月能挣三十多块钱，比教书高出一倍，因此赵世琪在揪资本主义小尾巴时受到了批判。不过，即使在家庭最为困难的时候，赵世琪也没有放弃对孩子们的教育。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让已经有了七个子女的赵世琪兴奋不已。当时，他最大的孩子还在读初中，但他已经开始为孩子以后上大学做打算。
1979年分地的时候，赵世琪家总共分到了9亩地。经过仔细核算后，赵世琪绝望了，更加坚定了要让孩子上大学的决心。赵世琪：以前生产技术落后，大概1亩年产就两三百斤，到了1980年以后每亩才上升到六七百斤。当时每斤玉米是七八分钱，米可以卖到一毛、一毛一，人均1亩多地，扣去吃的，每个人每亩大概就剩下一两百斤。也就是说，1亩地到头来就是十块二十块的收入，9亩地就是一百多块钱的收入。算完那笔账我知道，如果不让孩子读书，就算现在能熬过去，但是我这些孩子以后日子根本过不了。
仅靠种粮食的收入，根本不能凑够孩子的学费。为了不让孩子们辍学，赵世琪在村子里第一个开始种烟叶，他说烟草价格比大米多三倍，产量也比大米多三四倍。
同时，为了能让孩子们专心学习，赵世琪还和七个孩子一起挤在自家简陋的厢房里，每天晚上监督孩子们读书。赵世琪说，由于厢房太过狭窄，勉强摆下四张床后，大家只能挤在一起睡。这样的生活，他一过就是好几年。
在赵世琪的督促和鼓励下，长子赵代龄在1982年全国统一高考时，考入了哈尔滨科技大学。由于哥哥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赵家七个子女有六个拿到大学文凭，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个。赵世琪：那当然是高兴了。你想，我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指望他能够帮我撑腰杆。但我最最高兴的是，他带头带得相当好，真正在这七个孩子里面起了示范作用。
虽然心里高兴，不过1982年，在送孩子读书的路上，赵世琪一路都在忐忑，他生怕自己积攒了十几年的积蓄供不起一个大学生。谁知他到学校一打听，学费一学期六十多块钱，伙食费一个月三十多块钱，按当时的政策，这全部是由国家负担的。所以在哈尔滨赵世琪就下了狠心，他要把七个孩子全部送上大学。
回村之后赵世琪和村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供一个大学生，学费生活费是由国家来负担，家里还省了一张吃饭的嘴，大学毕业之后还可以由国家安排一个工作，这样算起来真是非常的划算。周青柏：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了不起的，因此就开始传播。那么后来呢，（赵世琪）为我们这些家庭算帐，第二也为我们地方上算帐。
陈富学（龙场村村民）：我说我们在这农场田坝，究竟能赚到多少？怎么在这个贫穷的环境里面能够供孩子出去？比如说供出一个县委书记，那他就是医保子弟；如果供出个省委书记来，那又是胜过百倍了。这是说实在话。高考恢复之后，村民们万万不曾想到，赵世琪这个“地富反坏右”的后代，这个曾经的“资本主义小尾巴”，竟可以第一个培养出大学生。就在一片羡慕当中，村民们突然意识到，学习可以改变身份，学习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学习甚至可以让他们幻想，将来他们的子女或许也能够当上县长、省长，甚至更大的什么长。事实上从赵世琪送第一位大学生走出山寨的时候，龙场村就开始酝酿这个生产“状元”的奇迹。
周青柏：我这一辈人吃苦，就让我这一辈人（承受），我再也不要让下一辈像我一样。这个是我的想法，基本上也是这周边想供大学生的父母的想法，就是破釜沉舟卖房子都要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