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当初利玛窦所创设的一些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天主教内部就有许多争论。利玛窦允许中国教徒继续祭孔、祭天、祭祖，并且把天主教的上帝按中国的习惯翻译为“天主”或者干脆直接称为“天”。这种方式对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有一种独特的包容性，昔日的来自西域的佛教，就是在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信仰体系，所以被中国百姓所广泛接受。利玛窦等人认为天主教要在中国生根，起码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入乡随俗”，才能被中国民众所接受。
但这种观念却不被天主教上层所接受，特别是在千里之外的罗马教廷对中国对东方一无所知，且当时罗马教廷正在面临宗教改革的压力，对“异端”极其敏感。利玛窦这种传教方式就引起了罗马教廷部分人的警惕。于是，教皇派遣使节来华，要求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祭祖，并禁止将“上帝”称呼为“天”或“天主”。
教皇的干预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反感，他指责教廷简直是“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里之事”。他认为罗马教皇对中国人传统习惯的粗暴干涉，就好像一个人站在门外对着门里人家的家长里短之事指手画脚，何况教皇的使节无视清朝政府的主权，在康熙要求他暂时不要公布的情况下，强行公布教皇命令，进一步引起康熙皇帝的厌恶，遂下令禁教。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看出了天主教势力可能会被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充当侵犯中国主权的工具。
这次禁教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正面大冲突。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东方文化的杂糅并蓄的特点格格不入，加上教廷权力与世俗皇权的冲突从西方延伸到了东方，因此引发了这场直接的交锋。虽然康熙和后来的雍正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无可厚非，但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中国的封闭状况。
到乾隆时期，整个中国处于更为封闭的状态。仅就贸易而言，清朝政府仅仅允许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而所有的外国商人要购买货物或出售商品，都必须经过一家名为“十三行”的特许“行商”进行。换句话来说，十三行就是“大清帝国对外贸易垄断总公司”，同时还兼职翻译、通事和部分外交工作。
许多外国商人跑到广州，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市场只留这样小一道口子进出的情况，只能干瞪眼。当然，单口贸易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外来的商品很难一下子去打破这个完全依靠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因此，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皇帝大寿前夕，大清朝迎来了一队不速之客，英国的马戛尔尼带着使团以给乾隆皇帝贺寿为名，来到中国。要说“贺寿”，恐怕只是地方接待的官员为了逢迎上意而编造出来的溜须拍马的名义。事实上，万里之外西方的“英夷”哪里晓得东方乾隆皇帝的寿诞是哪一天，他们只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正巧在这段时间到了中国而已。
那么，马戛尔尼究竟为何而来呢？他带来了英国的几项要求，包括允许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和商行，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等处贸易，在中国近海划一岛屿给英商居住等等。当然，清朝官方从一开始就在和马戛尔尼等人纠缠礼节问题，乾隆皇帝手下的第一红人和珅就和这些“英夷”反复交涉，让他们行三跪九叩大礼，但马戛尔尼等人来自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大英帝国，认为这种礼节有损大英帝国使节的颜面，坚决不从。乾隆皇帝获悉以后也对这些“膝盖很硬”的洋人十分生气。
有了这段插曲，马戛尔尼等人给清朝官方的第一印象就已经不佳了，在后来他提出要求时，乾隆皇帝更是万分恼怒。乾隆精明地感觉到，这帮洋人暗怀着野心，就以一句“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打发了他们，命令大臣监送这批人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