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历代歌人之作，就会发现歌风代代都有变化。另一方面，不论古今新旧，今人所见与古人所见，均无改变，那便是为数众多的使人产生“哀”感的作品。这就是万代不易的东西。
同时，千变万化是自然之理。倘若没有变化，风格就会僵化凝固。风格一旦僵化，就会以为自己与流行的东西并无不合，而不责之于“诚”。不责之于“诚”、不锤炼诗心，就不会知道“诚”的变化，就会故步自封，失去创新能力。责之于诚者，就不会原地裹足不前，就会自然前行，有所进步。
归根到底，对于先师芭蕉的俳谐理念而言，千变万化，就是“诚”的变化，先师说过：“不能拾古人之牙慧，正如四季变化、岁月推移一样，一切都在变化，万物概莫能外。”
门人们曾守在先师临终前的病榻上，就今后的俳谐问题向他请教。他说道：“我踏入俳谐之道，体会是千变万化。究其变化，基本上不外乎‘真’‘草’‘行’三点。这三点中，第一、二两点尚未尽得其意。”先师生前还曾多次开玩笑说：“对俳谐这个米袋子，我还没解开袋子口呢！”
先师曾有教诲曰“高悟归俗”，又说：“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责于风雅之诚，使风雅之诚归于俳谐之中。”
献身于俳谐之道者，要以风雅之心看待外物，方能确立自我风格。取材于自然，并合乎情理。若不以风雅之心看待万物，一味玩弄辞藻，就不能责之以“诚”，而流于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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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曾说过：“松的事向松学习，竹的事向竹讨教。”就是教导我们不要固守主观私意……向客观对象学习，就是融入对象之中，探幽发微，感同身受，方有佳句。假如只是粗略地表现客观对象，感情不能从对象中自然产生，则物我两分，情感不真诚，只能流于自我欣赏。
我蕉门弟子的俳谐，惟须不断领悟先师的精神思想，致使境界高远，又当立足日常生活。如将先师之精神融于自心，则先师所具有的色香，自可熏陶我辈身心。当然，看得出这些文章颇为不合逻辑，在问题点和观点上不免有种种混乱，但是我们要从中看出大体的意思并不困难，即作为“风雅”之根本的“诚”，作为一种纯粹的美意识，是一种物心一如、天人相即的境地。同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它也含有“不易”和“流行”两个方面。天地之真美，作为自然本身，是千变万化的流动，作为艺术表现之姿，作为万古不易之形得以确立，也是可能的。而作为艺术表现，作为艺术样式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种变化、流行中，体现着作为第二自然的艺术本质性的一面。就美而言，在流动当中有“不易”，在“不易”中有“流行”。而进入艺术境地的俳谐，它的外在表现即所谓“句姿”，与“风雅之心”之间，具有“相即一如”的关系。所谓“责于诚”，就是将审美意识的纯粹感情与真实的“物心”结合起来，也就是入于物、显于微、感于情。正如进入松林才能体会松之心，进入竹丛才能窥知竹之心一样。要言之，以“诚”之心，切实地、纯粹地把握物之“本情”，才能得俳谐的真髓，这是“风雅”的理想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修行之道，就是要深刻体会先师的“诚”之心。将先师的馨香移转到我们的心中，并达到先师那样的境界，这恐怕就是《三册子》的根本思想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所谓“风雅之诚”这个概念，可以说包含着一个颇为深刻的、审美的乃至艺术的哲学原理。同时，与此相关联的，“不易、流行”之类的概念（当然，具体行文往往并非直接如此表述且有许多含混之处），后来由蕉门的其他弟子屡屡提到，并且不限于俳谐“风体论”或“样式论”的范围。正如我上文所说的那样，可以认为这个概念中也具有内在的、总括性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