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也就是这两部电影我就开始注意电影节，那时候还能收到戛纳电影节现场的节目。1997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然后你从下面走上来领奖，我一看就是一个流氓。我一直等着上海电影界出现一个流氓，因为香港电影里面老是有流氓，而且拍电影的人就有一股江湖气，很坦然、很大气地走上去。我更早在80年代见过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斯卡奖上太紧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台出现了，那是陈冲上去颁奖，一看到你出来我就感到高兴，就觉得应该这样坦然，当然你们有资格，香港电影几十年了，是应该有个人走上去。我也戴过墨镜的，我戴着墨镜画过一幅风景写生，后来发现色彩关系都对了，但是就普遍偏茶色。我也喜欢你的那部《春光乍泄》，一上来就是你那种粗暴，一拳打过去同时又很精致地经营这个画面，这一句转到那一句不给人留余地，全部剪下来就那么完整，到最后下半部分你要给的情绪忽然会很难受。
我觉得是该到时候了，到了90年代他出现，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的印象，中国出现当代的非常成熟的电影人，但同时我相信大家知道台湾出现了杨德昌，最后又出现了蔡明亮，他们的东西都非常精炼，精炼的手法又是不同的。杨德昌就是高度密集的，就像城市很密集的居住状态一样，它把高度密集的讯息能够理得非常精炼，蔡明亮是非常空旷、很空虚的精炼，一个男孩、一间房间和一座城市的关系，他的每部电影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包括最后那部可能有点走得太远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但是他们都没有你的流氓腔，你的东西很专制。所以我觉得王家卫很奇怪，只有香港会出王家卫，但是他一点不代表香港，他只代表他自己。
这个时候再来看大陆的电影，真的很遗憾，在1949年到1979年，原来上海都市电影这么一个摇篮，迅速在成熟的美学，流到香港去了，然后传染到台湾。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到80年代，忽然一下子都乱套了，它的机会出现了，应该出现期待中的所谓都市电影，而且是当代的，可是这个时候第五代出现了，第五代差不多垄断了电影界至少有15年。我和第五代是同代人，我非常了解他们，我们全都是完全接受无产阶级美学的。所以去看陈凯歌、田壮壮他们这些，他们都是才子，也有流氓气，至少在最初10年和成名作里面没有都市电影这个概念，他们的美学就是表达革命历史或者是抗日，或者是八路军，或者是农民。我看第五代导演我不觉得新，只是叙述场景有所变化，全部底色都是无产阶级的延续。而80年代到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正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的过程，所以电影没有留给都市主题多少可能性，更谈不上产生有可能成熟的都市电影的语言或者想象的空间。甚至在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电影有过很好的故事片。在座有没有看过《今天我休息》，《女理发师》？这一班人马其实是民国左联电影的人马，他们的语言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影象、叙述都没有问题，只是讲的是新社会的事情，演员也还是旧的演员，所以还辉煌过一小段，虽然后来全部被摧残掉了。
“上海是特别胆小的地方，上海就拱手把中国电影中心这么一个时代的记忆让给其他的地方。”
——陈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