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据我了解，陈丹青看的电视剧非常多。
陈丹青：我也在想电影和城市是什么关系，很勉强的说我们两个都和上海有渊源，上海是中国诞生电影的地方，我曾经说过上海电影史就是中国电影史，上海文艺史就是中国文艺史。我们刚才在楼上接见过程中聊了一会，我觉得特别传奇的同时又特别遗憾，从30年代都是拍的典型的市民主题，到40年代类似像《太太万岁》、《小城之春》，这和西方新浪潮之前电影几乎是同一个水准。然后1949年到了，上海电影这个脉流到香港去了。此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我小时候我还记得大光明电影院在放《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是当时很少在上海被允许放的香港电影。我这个年龄很快就遇到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根本就没有电影看，除了革命电影。但是这个时候香港电影王国如火如荼就出现了，它和世界上任何都市电影都不一样，伦敦属于英国，纽约属于美国，东京属于日本，巴黎属于法国，可是香港属于香港。虽然香港的背景是属于大陆，但是那30年香港和大陆是被割断的。后来香港就长起来了，它足以和欧美、东京在很多影展上平分秋色。到80年代快要到9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忽然王家卫出现了。据说你的《重庆森林》是在《东邪西毒》拍的时候插进去拍的？
王家卫：那时候我们到大陆拍片还不是那么常见，之前有很多武侠片拍过，但都是在片场拍的。那时候我们就说尝试到实景去拍，那个戏我们拍了差不多一年，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没有那么方便，演员们同时在拍五六部电影，一个星期只有三班飞机到榆林。那时候我们要去威尼斯，当中有一段时间机器还在，那我说还不如再拍一个戏。这么短的时间拍一个最熟悉的，就是从那么大的沙漠里回到我最熟悉的九龙尖沙咀。那是我长大的地方，有一栋大厦叫重庆大厦，有趣的是里面有超过100家招待所，给所有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住，都是很便宜的。但是这个地方很危险，消防局就说那个地方随时会烧起来，我从小就不能进去。我就借拍电影跑到里面去，每天好像打劫一样，冲进去拍完后就走。那个时候杜可风住在香港，他的房间外面有一个自动扶梯，是一个上半山的，是件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所以我们把下半段放到杜可风的家里面去，结果就拍了十几天。其实《重庆森林》这个戏的主角不单单只是演员，对于我来说《重庆森林》是关于香港的日和夜，它的日就在香港，就因为杜可风的房间旁边的楼梯，因为那是一个新的香港；夜是重庆大厦，那好像是一个小的香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里面住了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人。《重庆森林》的主角就是这样的，我有了这个空间才会想到这个故事。
“1997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然后你从下面走上来领奖，我一看就是一个流氓。我一直等着上海电影界出现一个流氓，因为香港电影里面老是有流氓。”
——陈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