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所能解释的。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这些文献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知,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近1/3,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1/3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已发生转变。因此,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叶生明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许泗才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这是很自然的事。曾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