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城内的枪声骤然响了起来，朱德等人离开妓院去了李家取回了公文皮包，但并没有去南昌大旅社或者圣公会——这两处是暴动指挥中枢；也没去军官教育团，而是准备回自己家中。
这一天是农历的七月初四，天空中并没有多少月光，黑暗中满街都是枪声和口令声，“山河统一”这四个字被各式各样的口音传递着。
朱德等人来到南昌皇殿侧一带时，突然遇到一排武装的士兵，虽然答对了口令，但他们还是被拦截下来。他们的手电筒没有贴“红十字”，脖子上也没有缠白毛巾，更没有通行证和袖章（地位比较高的人都有），因此三人的枪都被警惕性极高的士兵收缴。
庆幸的是，巡逻士兵比较谨慎，没有贸然开枪。
反复交涉是没用的，铁军的巡逻兵只认标志不认人。朱德只好命卫士交出武器，并安慰血气方刚的卫兵：“不要紧，把武器交给他们只是暂时保管。”细心的朱德在交出武器的同时，要求查看一下对方的符号和部队番号、姓名，并登记下了自己枪支的号码、弹药数量和种类，以便日后讨要。巡逻的战士也没有为难朱德，一一作了登记，然后放行。
朱德的驳壳枪成了“战利品”，被送往暴动指挥部。
4
东方的天际已透露曙光，南昌街头的枪声逐渐止息。
8月1日上午6时许，朱德带着两名卫士离开了花园角二号，步行来到老贡院内。
这里已经为暴动部队控制，但朱德进入贡院时并没有受到阻拦。
但很快情况起了变化，守门岗哨态度不久变得强硬起来。朱德的卫士刘刚想到夜里巡逻部队不友好的态度，生怕朱德有什么差池，赶紧跑去系马桩找周恩来。没见到周恩来，却遇到了任弼时。任弼时把自己胳膊上戴的纠察袖章摘了下来交给刘刚，要他用这个袖章联络朱德。袖章果然管用，刘刚不仅进出贡院畅行无阻，而且其他地方也都一路绿灯。
在贡院内一间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刘刚找到了朱德。屋外有岗哨把守，廊柱上还捆着垂头丧气的两位团副。屋内朱德与卢、萧二位团长都没有捆绑，三人正在说话。
朱德看见刘刚，马上对他的袖章（指纠察证）发生了兴趣，忙问袖章的来历，刘刚撒了个谎，回答说“是外边拾来的”。朱德笑了笑并未深究，这玩意儿非同小可，哪里能随便捡？
屋内三个人说了半晌话，水也没得喝，饭也没得吃，想必已经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了。刘刚弄来开水和面包点心交给朱德，三个人吃了，朱德又分了一些水和面包给屋外被绑着的两位副团长。
吃过饭以后，大家的精神好了许多。朱德把一封信交给刘刚，让他送到圣公会面交贺龙，信封上画了三个粗粗的“+”号，表示十万火急。卢、萧和两位团副也托刘刚去各自的家中报一声平安。
贺龙看罢朱德的信，在信皮写上了收到时间，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让刘刚交给朱德。返回途中经过卢团长家的时候，团长太太和另外几位青年妇女正在相拥而泣，为自己的丈夫担心。刘刚告诉她们，她们的丈夫都还平安，家眷们这才放心。
朱德与两位团长谈话以及写给贺龙的信，具体内容都已经无从可考。但暴动当日的黄昏时分，朱德从指挥部领回一纸任命状——任命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又取回了驳壳枪和一箱银元。那是准备开拔用的川资，前委已经决定让朱德打前站。
8月2日，第九军指挥部临时组成，军长韦杵并没有到职，副军长朱德成了最高指挥员。
第九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只有几百人作为南下的前哨部队。卢泽民则被委任为九军军部副官处长，随军出发。但他并没有坚持到底，在浒湾转向崇仁途中脱离了部队，再也没有回来。
第九军的番号并没有维持多久，便被撤编了。
朱德是以什么形式参加的南昌暴动，历来说法不一。陈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透露，“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的教导团（应为教育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这说明教育团在暴动之前是被列入“解决”目标的。双方一交火，教育团吹起了“欢迎号”，才明白是自己人。参谋长刘伯承绘制的《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中，并没有列入朱德的部队。朱德做滇军的工作，暴动后收编滇军杨如轩部，结果仅收编数十人，应该说并不是很成功。
朱德的对南昌暴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河坝分兵之后。
是信念、人品和经验，使老同志朱德成了军队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
《红色账簿》读书网在线试读连载完毕，更多精彩，请参见原书。呼吁您购买正版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