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安源工人的收入却并不高。煤矿工人被称为“炭古佬”，干的是阴间的活，拿的是阳间的钱，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地位更低，当时井下工人每人每天工资是二角三分，而且不是直接发到工人手里，矿局交由包工头代发。按照当时行业的潜规则，包工头照例七扣八扣、层层盘剥，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一角多点，包工头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贫富差距极大。
除了由包工头代发工资外，煤矿中还有两条潜规则盘剥工人：一条是“吃点”，另一条是“卖空”。
“吃点”就是吃空额，比如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个人的工资，却只雇佣二十人，其余十人的工资就成了工头的囊中之物。“吃点”表面上看是在欺骗矿局，实际上吃亏的却是工人，矿局要的是三十个人的产量，这二十个工人就要完成三十个人的工作量，劳动强度大增，工作时间延长，通常每天都要劳动十二小时以上。
“卖空”就是虚报产量，克扣矿井的材料费，买通检验人员以次充好。这条潜规则最终吃亏的仍然是工人，尤其是克扣材料费往往会使采掘的危险性加大，导致事故频出，工人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因工死伤时有发生。
煤矿工人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工作，挣这么点钱而且伤亡迭出，自然不满。也有人尝试过反抗，但由于没有组织，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往往遭到资本家和包工头的镇压。包工头与矿局职员、安源的帮会彼此之间都有勾结，无组织的工人就成了弱势群体。“文革”期间的“八大样板戏”中，有一出京剧叫《杜鹃山》，其中女党代表柯湘出场唱了一段《家住安源》的唱词介绍身世，“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知冬夏与春秋”就是安源矿工悲惨境遇的真实概括和形象写照。
矿工工资低，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虽然对现实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归结于命不好。矿区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工人们像一盘散沙，喝酒赌博、打架成风，有的自叹命苦，烧香拜佛，浑然不知自己的贫困是由于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安源矿工的悲惨境遇很快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通过旗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开始与安源建立通信关系，邮寄宣传品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但因为工人多是文盲根本不识字而收效甚微。
工人要想争得权益，必须要有觉悟；要想有觉悟，必须有文化；要想有文化，就必须识字；要想识字，就必须先有学校。顺着这条逻辑思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于1921年底派了得力干将到安源实地考察，其中最有名的两人是毛泽东和李隆郅。他们的结论是首先帮助工人办一所学校，进行启蒙，一步一步地来。
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共产党最不缺的就是老师。
补习学校的首席教师是李隆郅。因为名字笔画太多，工人们不好认也不好写，就把名字改成了李立三，从此本名李隆郅除了偶尔出现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上之外，很少有人记起，反倒是李立三这个名字在工人中如日中天。
共产党帮助安源工人办文化补习学校，本意是启发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自己的利益，按理说应该受到工人和家属的欢迎。奇怪的是，不仅工人和家属欢迎，办校初期安源煤矿的资本家对此也表示了接纳的态度。矿局也看到，矿工进了学校之后变得文明了，工人们赌钱、喝酒、打架现象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正应了那句话：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减少一座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