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也没有什么悬念，毛泽东一考即中，顺利当上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当个教书先生挺好，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收入，还能带出一大帮弟子，桃李满天下，就像当年的孔圣人一样。
但毛泽东并没有当上老师，而是到北京甘当每月八块钱工资的打工仔，目的是为了探求革命的真理。北大名师云集，后来又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有着很好的人文环境，图书馆有大量的免费书可读，况且又守着李大钊这么一位好老师。
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与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距离很近。阅览室每天只开放上午的半天，下午是管理员拆拣邮件、登记图书的时间。毛泽东总是把写给李大钊的信函亲自送到他办公室内，借这个机会向李大钊讨教，两人共同研究一些共产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李大钊比毛泽东大不了几岁，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色长布袍子，外罩一件黑色马褂，戴一副圆圆的眼镜，面含着微笑诚朴与谦和，耐心地听着毛泽东畅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北方人一般都听不太懂，跟其他人交流有一定的困难。除了李大钊之外，其他人很少有耐心听完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发表的高见。
李大钊不仅跟毛泽东相处很好，跟其他学生相处得也非常好，没有什么师道尊严。学生们给他起外号叫“老母鸡”，言其对“雏鸡”（学生）呵护备至。李大钊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外号，并不以为忤。
李大钊还有一位弟子名叫罗章龙，是毛泽东老乡兼好友。罗章龙在北大预科读的是德文，他向李大钊建议，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版的书籍充实馆藏。德国的古典哲学享誉世界，不仅有黑格尔、康德、尼采，而且有马克思。
李大钊不懂德文，经常请罗章龙介绍德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于是采纳了罗章龙的意见，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大量图书，其中主要是马克思的著作，也有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著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马克思著作，在全国首屈一指，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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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虽然没有选择经商作为终生职业，但他并没有排斥经商。
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社会颇为流行到国外（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勤工俭学，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为甚。勤工俭学需要大笔钱，仅路费一项就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赴日本留学的初期费用大概是四百元，到欧洲的花费还要多些。当时政府也出台了些补助政策，江西赣州就曾给每个去日本留学的人补助三百六十元。但这只限于计划内的公费生，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
一些有实力的大户家族也鼓励子弟外出求学，以达到光宗耀祖和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目的。家族祠堂里通常都有公田，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用来资助本族的青年读书求取功名的，一些人也可以通过这种家族式的资助出国留学。
不论是各省公派还是家族委派，毕竟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出国留学愿望，靠不上政府和家族的有志青年想出国留学，就需要自己想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