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境界是依法治国。如今，我们的国家也在不断倡导依法治国，从这里便可以看出法家拥有同时代的其他学说不具备的先进性。韩非子认为，治国应以法治，不应以人治，法治不论国民基数多么庞大都能顺利执行。而这种观点是从以礼治国中衍生出来的。因为从西周到战国初期，是以礼作为调节贵族社会关系的手段的，礼治没有明文规定，执法者会根据风俗习惯来判定如何决断，带有明显的随意性，而到战国时，“礼崩乐坏”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这种方式已经很难再用来约束贵族阶级的行为，因此用带有强制性的法来取代礼便成为了必然的社会需要。法具有规范性和公正性，奖赏明确了，民众才有积极性，才会努力耕种和参与战争，从而富国强兵。并且规范的法同时适用于贵族阶级，法不阿贵，这使得平民在一定程度上与贵族齐平了，让天下人都觉得更加公正。法相对于礼还具有公开性和强制性，无论是什么身份，如果犯法，那么就必须予以公开的惩罚，这就使人产生畏惧之心，带有强烈的威压和严肃感，让人不敢触犯。
在执法过程中必须要做到按规章办事，这是第二种境界。有了法，还不够，想要达成目标和效果，那么就得按法律严格执行。在执法的过程中，不以自己的喜怒来左右赏罚裁决，对于那些触犯了法律需要严惩的人，不能随意减轻惩罚，不然那些奸佞者杀了人，也不会心生畏惧。同时，对于那些没有功劳的人，不能随便赏赐，比如开仓放粮，这就是在赏赐无功之人。对于执法者自己的亲眷，执法者需要一视同仁，法不择亲贵，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而随便违背法律的标准。
第三种境界是，法律不仅能够对犯罪行为予以惩罚，同时还对预防犯罪有着良好的效果。智慧的君主在严惩犯罪的臣子的同时，还应该不给臣子犯罪的机会，从而杜绝犯罪。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那么就需要在不断完善法律条例的同时，严格按照法律制度办事。对于法律的完善，法家的思想基础是人性本恶，人都有好利恶害的心理，因此无论什么人都有犯罪的可能，不能指望他们自己成为贤人圣人，而要对其行为加以矫正。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法律条例应该做到切实可行，比如设立奖赏，那么这种奖励必须是民众确实能够争取得到的，设立惩罚标准，也应该是民众能够回避得了的，不然的话法律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人民也不会被这样的法律所约束和震慑。为什么在有法律的情况下，还有那些犯罪行为呢？韩非子认为是因为民众觉得法律不一定会实施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带有侥幸心理。阻止这种侥幸心理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完善法律，并且切切实实按照法律条文来实施奖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