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竭力歌颂“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他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10月26日，林彪又讲话美化“文化大革命”。他大讲历史上有四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两千年。……但同我们这次比较起来，微不足道。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到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
林彪这些新提法，再一次表现了他在推行“左”倾理论方面的创造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林彪对世界历史知识的无知，更没有抵御“左”倾理论的思想能力。而是认为林彪有水平，有创见，有新意。
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搞的假材料《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从组织手续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程序。
1969年4月1日，九大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采取了特别严格的保密措施。代表们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透露会议情况。开会时，代表们从地下通道进入会场。会议自始至终笼罩着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就“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长时间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有的代表情不自禁地手挥“红宝书”，跳起了“忠字舞”。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全场响起雷鸣般的万岁声。毛泽东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万岁声打断十数次。在小组讨论会上，时时把讨论的发言变成了集体跳起“忠字舞”来，一些年龄很大的代表也跳个不停。
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文化大革命”已使得党内团结和各项工作形成了严重问题。
大会先通过主席团名单，推举大会主席。这时毛泽东搞出了个戏剧性的场面。他突然提出：“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惊慌地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紧张地连连摆手，“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的举手。”全场立即举起手来。于是，毛泽东没再推辞，并建议林彪任大会副主席，周恩来任秘书长。
九大主席团的排列也是颇耐人寻味的。在毛泽东左边就座的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文化大革命”代表人物，在右边就座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等老同志。
林彪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按党内惯例，宣读政治报告都是党的一、二把手的事情，表明了林彪在党内的突出地位。
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总纲”中写道：“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堂而皇之地写入党章，在现代政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是权力承继关系向封建化的倒退。
江青、康生为把林彪写入党章，不遗余力地鼓吹。江青在九大前夕一次讨论党章的会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康生在大会发言中说：“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当选为副主席，陈伯达、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林、陈、康占据常委5席中的3席。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达12名，占据多数地位，在党中央里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林彪的势力和权力地位在九大发展到了“顶峰”。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林彪从整倒了罗瑞卿、贺龙，到批“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可以和林彪抗衡的主要对手都被他一—剪除了。林彪在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清除。林彪名正言顺地成了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
林彪通过“文化大革命”，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军队的主要权力基本掌握在林彪及其亲信手里。其主要成员在九大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开始由军权向党权过渡。而且，通过“三支两军”工作，不少党、政和地方的许多实际权力控制在他们手里。这样，从军内到军外，从中央到地方，已开始形成了以林彪为首，以黄、吴、叶、李、邱为主要骨干的帮派体系。林彪到达了他的鼎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