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为使运动有秩序有领导地开展，经毛泽东的认可，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与造反的学生群众间发生许多矛盾冲突。在康生、江青等人的调唆下，从外地赶回北京的毛泽东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毛泽东批评了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做法。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8月1日，中央在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严厉地指责中央一线领导镇压学生运动，并说“牛鬼蛇神，在座就有！”一言既出，举座震惊。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把工作组问题与1962、1964年中央在工作指导方针的分歧意见联系起来，说成是两个司令部的路线斗争。会议开始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全会开至一半时，毛泽东火速召回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匆匆赶回北京开会的林彪，在8日晚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绝对忠诚的口吻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是我们毛主席。”并以“乱”作为这次运动的主题加以发挥，“这次经过大震动、大战役，打下基础，是很有必要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
在大多数与会者都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时，林彪的这一番话无疑更能切中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意图。林彪的讲话，在全会上进行了传达。会上还印发了林彪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五一八”讲话。
10日，林彪召集军队负责干部，就军队机关“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讲话。他说，“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是不是高。……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头号的大好。不然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是中好中坏，小好小坏。”林彪进而说明了要用的“大好”干部的标准，“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但他拥护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林彪指示“要通过这一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该升的升，该提的提，该罢的罢”。
林彪在会上的言行，表现出毛泽东最坚决的拥护者的姿态，又一次大出了政治风头。
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在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虽然这次全会并未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却在会后实际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原来的其他四位副主席只任常委。全会明确林彪为“副统帅”、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内部讲是“接班人”。林彪私下甚为得意。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其中心思想是：不要怕出乱子，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定林彪为“副统帅”、“接班人”，既是林彪几年来政治投机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林彪主持军队工作的这几年，大搞“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一套说法做法，使党内军内大部分人认为他是最紧跟毛泽东的。毛泽东也认为只有林彪才能最忠实、最坚决地执行他的方针政策，在要拿掉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毛泽东需要倚重林彪，借助军队。
在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刘少奇、邓小平被认为是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对其他常委也不太满意，林彪当副主席，党内党外都容易接受。而且，林彪搞的那一套“高举”的做法，推行到全国，也符合毛泽东“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思路。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接受了林彪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提法，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等缺乏科学内涵的语言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新的概括。公报热情赞誉道“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榜样”，充分肯定了林彪“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针，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要“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在林彪的竭力提倡鼓吹和毛泽东的默许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场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造神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