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秋）
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而其结果，不逮所蕲者非必本愿，势使然也。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使其抑兵权欤，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是故华盛顿与拿破仑，易地则皆然。美之独立，华盛顿被命专征，而民政府辄持短长，不能行其志；其后民政府为英军所扫荡，华盛顿乃得发舒。及乎功成，一军皆思拥戴，华盛顿持不可，盖民权之国必不容有帝制，非惟心所不欲，而亦势所不许也。拿破仑生大革命之后，宁不知民权之大义?然不掌兵权，不能秉政权，不秉政权，不能伸民权。彼既借兵权之力，取政府之权力以为已有矣，则其不能解之于民者，骑虎之势也。而当其将即位也，下令国中，民主与帝制惟所择，主张帝制者十人而九。是故使华盛顿处法兰西，则不能不为拿破仑；使拿破仑处美利坚，则不能不为华盛顿。君权政权之消长，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二人所能为也。中国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汉高祖、唐太宗、宋艺祖、明太祖之流，一丘之貉，不寻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专制。后之革命者，虽有高尚之目的，而其结果将不免仍蹈前辙，此宜早为计者也。
察君权、民权之转捩，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盖其时用兵贵有专权，而民权诸事草创，资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务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定此关系厥为约法。革命之始，必立军政府，此军政府既有兵事专权，复秉政权。譬如既定一县，则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军政府发命令组织地方行政官厅，遣吏治之；而人民组织地方议会，其议会非遽若今共和国之议会也，第监视军政府之果循约法与否，是其重职。他日既定乙县，则甲县与之相联，而共守约法；复定丙县，则甲、乙县又与丙县相联，而共守约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国民而背约法，则军政府可以强制；使军政府而背约法，则所得之地咸相联合，不负当履行之义务，而不认军政府所有之权利。如是则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强，虽至愚者不内自戕也。洎乎功成，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专擅，其道无繇。而发难以来，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漂摇之虑矣。
据《民报》第二号（东京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版）精卫《民族的国民》转引孙中山谈话
[1]当时的同盟会员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引述他闻诸孙中山的这番议论，来驳斥所谓革命“有与所蕲相违者，求共和而复归专制，何乐而为此”的论调。该文发表前，汪只在是年秋季才得与孙中山晤面，谈话时间即据此订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