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副刊上，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倾诉文章，言辞激烈地指控革命女青年在革命婚姻过程中所遭受的身心损伤与苦痛。
尤其是3月9日刊出的丁玲文章《三八节有感》，极其深刻而尖锐地揭示出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恋爱、婚姻与家庭问题上所遭遇的陷阱和困境。这并非简单的肉体或精神疼痛，而是进退两难，动辄得咎的险恶生存环境。
在男女比例曾经30:1、18:1、8:1的延安革命队伍里，一个女同志不想结婚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地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结婚以后，不要孩子不行；有了孩子，绝大多数母亲只有自己领养，又被讥讽为“回到家庭的娜拉”。离婚，更是她们遭受非议的谈资。
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堕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 “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丁玲凭借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敏于感受，通过对不同社会层次妇女的贴心观察，感觉到“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这就具备了鞭辟入里的艺术力量，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进程中最初不为人们所料想得到的，以后又为人们所讳莫如深的深刻矛盾。
紧随而来的整风抢救运动中，这些被揭示出来的问题，不但没有被引起重视，反而被当做知识分子抢台，造成整风运动“偏向”的证据，这终于使得丁玲公开表态，对这篇“我灌注了血泪”、“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与了热切的希望”的文章加以否定：“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文章中虽然“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我想这是不对的”。[1]这样，就得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只有依靠男人才能求得妇女的翻身解放。
[1] 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