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间，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已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地下党处于十分危急之中，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非常艰巨繁重。专门负责营救工作的党的外围组织互济总会刚于1930年冬开过代表大会，调整了领导班子，新任书记戴晓云。互济总会在徐家汇附近开设了一爿店，作为与在龙华监狱里关押同志们的秘密联络点。因为我曾在龙华坐过牢，党组织1931年1月决定，调派我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这是时任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同志征求贺昌意见后共同提名，经周恩来同志批准的。
贺昌向党中央推荐我之外，还推荐了潘汉年同志。大革命期间在武汉时，潘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工作过，我们有过工作关系。潘虽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贺昌跟其他同志从南昌撤退来上海时，身上连一文钱的路费也没有，极为困窘，半路上碰到潘汉年。他很机智勇敢，单枪匹马地闯到一个土豪家里，用短枪逼着土豪强“借”路费。那土豪不知他带了多少人马来，吓得乖乖地拿出了一笔钱。这样就解了贺昌他们的围，得以平安地抵达上海。自此以后，贺昌就觉得潘汉年很机智勇敢，适合留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因此就把潘汉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与我一起推荐给中央，留在上海从事以营救难友为主的地下工作。中央经过研究后，采纳了贺昌的建议，决定将我们的组织关系定为单线联系，并确定由我负责对外联络，潘汉年负责对内联系。按照一般的惯例，本来应该是男对外，女对内的。为什么中央确定我对外呢？这就涉及我的家庭以及我在武汉时的社会关系。
我在武汉工作时，认识许多社会各界上层人士，特别是妇女界的著名人士如何香凝、宋庆龄等，我与她们有过工作关系；张笃和、赵畹华等都有一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和掩护。至于我的家庭，对我开展工作更能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我父亲在长沙岳麓书院任主任教习时，许多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和新旧军阀的子女们，都曾是父亲的学生，例如谭嗣同、唐才常的遗孤，黄兴、蔡锷的儿子等。当年兼任岳麓书院院长的是湖南省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到1926年广东誓师北伐时，他已经任国民政府临时中央主席了。1927年三八国际妇女大会后，我向他呈交我们大会决议，提出了妇女解放总要求，谭含笑接受了。他对秘书说，想不到黄颖初有这么能干的好女儿。我父亲清廉耿介，并未去求见谭，但是谭的左右还有不少和父亲相知的旧友。1927年4月17日，武汉临时中央发布的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命令，是谭延闿签署的，因而中央认为谭似乎比汪精卫可靠些。宁汉合流，右派拥护蒋介石复职复权时，谭就只能当行政院长了。他之所以还能在政治舞台上存在，是因为他在湘军中还有潜在势力。党组织想到，万一我不测被捕，可以有父亲的关系奔走营救。这是爱护干部，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在北伐时社会活动的经历，有助于向党外开展上层联络，加之经过几年地下工作锻炼，提高了应变能力，具备了担任营救部长的条件。这是中央和贺昌同志对我的鼓励和信任。
贺昌在反省阶段，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哲学书籍和党中央的文件。我因刚开始新的工作，很忙，早出晚归，整天在外面奔走，偶尔回家吃一顿午饭。贺昌自己在家烧饭，有时候我们只买点酱菜，喝点稀饭。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却觉得很愉快。那时，他瞒着我向中央申请到苏区去的事还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此事，只是觉得他对我更体贴、更关心了。在南方局、北方局的时候，因为他工作忙，虽然我不太会照顾人，总还是我照顾他的时候多；这时却正好相反，我在外面忙，他在家一边学习，一边反省，买菜烧饭的事也都由他一人包揽了。我虽然感觉到他对我的分外体贴和照顾，但总认为只是因为工作条件暂时有所变化的缘故，却不知道他已打定主意要去苏区。直到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临走前不久，他才向我说明。
我坚决不同意他独自去，要求跟着一起去江西苏区。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不能吃苦，我坐过牢，能吃苦。留下来做营救工作，就只能单线联系，万一线断了，怎么办？想当初，宛希俨去赣西南工作时，我因刚生下杰儿，没能跟着他去，结果他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当然我不是说你贺昌此去也会牺牲，我只是想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要跟你在一起。”就这样，我整整哭了三天，他也无法再勉强劝我，只好请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做我的思想工作。吴德峰曾在武汉和江西省委工作过，又和希俨一起去赣西南特委工作，是老战友了。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的许多交通联络点都被破坏了。中央就调吴德峰到上海来，负责把顾顺章所知道的所有交通点、站都撤掉，重新建立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网站。戚元德很会做说服教育工作，她把我请到家中，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想跟贺昌一起到苏区去，这是人之常情。也知道你做过工人、坐过牢，不怕苦，对苏区的艰苦斗争生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你的皮肤太白，去苏区要长途穿行在山区农村，穿城市妇女服装会引起敌人怀疑，当然是不行的。如果说化装成农妇又完全不像，更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这对同行的贺昌、护送的地下交通员，以及一路上设在农民家里的地下交通站的安全都很不利。再说你出狱和产后身体一直很虚弱，也不能适应这样艰苦的长途跋涉，万一途中生病，反而让贺昌为难。所以中央考虑，你暂时还是留在上海为好，等开辟出条件更好、更安全的去苏区的地下交通线时，可以再来接你去苏区。现在这个决定，是贺昌自己提出的请求，经周恩来同志批准的。贺昌说过，恩来同志在全党、全军都很有威信，经他考虑批准的决定，是非常全面、妥当的。贺昌保举你做营救部长，也是反复考虑到你很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你有很多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作掩护，可以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现在团中央书记关向应同志被捕了，如果你能想法子把他营救出来，就是从敌人的狱中抢救回一员大将，就是为党为人民立了一个奇功。你向来以花木兰式的奇女子自居，相信你一定能独当一面，出色地完成党所赋予你的重任。当然，这个工作也很危险，万一情况不好，就只好等一等，不能急躁盲动，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实在不行的话，自然还可以利用你娘家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暂时撤退，长期隐蔽。这主要得靠你自己机智应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