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3日，我在医院里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贺平。进医院前，中央已调贺昌到设在天津的北方局去任书记，因我分娩在即，他就没有跟我提起此事。他的考虑是，我怀孕时坐过牢，本来就缺乏营养，还要做难友之间的联络工作，心理上一直很紧张，得了严重的胃病，出狱后身体一直很差。孩子也先天不足，生下来时很瘦小，不便随他一起长途跋涉去北方局工作。但如果把我们母子留在香港，没有人照顾，他又放心不下。于是，他就跟柯麟和接替他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商量。正好卢彪夫妻俩结婚多年，三十多岁了，一直没有生育，贺昌就主动提出，将贺平给他们夫妻认养做儿子，卢彪夫妇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再说还有位儿科专家柯麟可以在一起照顾。所以一个礼拜后我出院时，贺昌把孩子的姓名写成卢子平（后改为卢平）。贺昌在对我的身体、我将来的工作条件，以及孩子的健康成长等各方面的情况作了细致考虑后，也来不及跟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就跟卢彪他们商定了此事。当时李强和柯麟都知道，只我一个人蒙在鼓里。直到我们要离开香港临上船前，贺昌才对我说：“你想想，自己身体不好，又没奶，孩子怎么能带得大？现在暂时把孩子寄交给人家认养，何况卢彪夫妇是自己的同志，又很想有个孩子，一定会把孩子看得更加宝贝。把孩子交给他们，我是很放心的，希望你也放心！把儿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我们都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将来他长大了，这儿子既是人家的，也是我们的，还希望他来接我们革命事业的班呢！”事情到了这个程度，我反对也没用，心中在想，自己生了第一个儿子，被送回宛希俨的老家去抚养了；如今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却又给了人家。虽然难忍母子的天性感情，但不能在贺昌面前流泪，否则他又要说我太感情用事了。因此尽管心中万分舍不得，嘴里却只好说：“好吧，既然你已经安排定了，就只好这样吧！”
我跟贺昌从香港回到上海，仍住在孟渊旅社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刘少奇和何葆贞都来看过我们（少奇和贺昌过去在安源曾一起工作过，我和葆贞在武汉时也曾共事过）。邓大姐还含笑地批评贺昌说：“土豹子（同志们给贺昌取的绰号），你可不要大男子主义啊！要多多照顾慕兰，怎么还没满月，就让她跟你一起坐海船啊？”贺昌说：“正因为她产后体弱，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我才等她生了孩子和她一起动身的。我自己照顾她，不是比别人照顾得更好吗！”说得大家都笑了。
到了北方局所在地天津，我仍是做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工作。1930年6月，我带了贺昌写给党中央关于北方局情况的报告到上海，住在龚饮冰家里。他是党在上海的地下交通工作负责同志之一。他们夫妇俩都是我的湖南同乡，住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后面。这时，恩来同志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李立三任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央秘书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亲自到龚饮冰家里来，交给我一份党中央的机要文件，就是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案，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行动纲领。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差不多都执行了这个决议。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前后虽只三个多月，却使各地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的损失。
我带着李立三起草的这个决议案回到天津后，心里很怀疑，觉得这样似太冒险了。但党的组织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再加上贺昌跟李立三在安源时就很熟识，对李立三比较信任，所以他就积极地执行了立三这个“左”倾冒险的错误决议，并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共产党、青年团、工会、农会和妇女会的领导机关都合并成一个“行动委员会”，由贺昌任总指挥，准备举行武装暴动。不料还在准备阶段，就被敌人盯梢发现，暴动因此流产。不仅是北方局领导的天津、北平等地，其他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准备发动的武装暴动也都先后失败了。这是大家在“左”倾冒险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盲目行动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暴动失败，党的机关遭到破坏，北方局的许多领导同志如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市委书记薄一波、北方局宣传部长陈复等先后被捕。而贺昌和我则因于1930年9月到上海去开会而侥幸脱险。贺昌看到这么多亲密的战友因为自己的错误领导而不幸被捕，心里非常难过。这时，周恩来、瞿秋白同志已从共产国际回国了，立即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立三同志在会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责任，并沉痛地作了检讨；贺昌等许多参加会议的各地领导同志也都在会上作了严肃而深刻的自我批评。李立三被撤掉在中央的领导职务，调到苏联学习去了。贺昌也被撤去北方局书记的职务，让他进一步学习、反省。这时我们已从龚饮冰家搬到西摩路（现陕西北路）一家酱园店的楼上居住。我们每天从后门进出，跟楼下酱园店的老板和伙计都不交往，所以并不引人注意。那时，原先在团中央和贺昌一起工作的关向应、任弼时同志经常来看望贺昌，他们也都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作过检讨，但他们都是党性很强的好同志，都决心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并商量决定，一起向党中央请求，把他们下放到江西苏区去，跟毛泽东一起打游击，决心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进一步锻炼、考验自己。不过这些情况当时我都不知道，直到中央批准后，贺昌才告诉我。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直接干预和支持下，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以王明、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以更“左”的面目，打着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领导，强行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瞿秋白等具有实际斗争经验和很高威望的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等人，却一下子就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开始了长达四年的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统治。那时，我曾听到贺昌、关向应、任弼时在一起议论过，对王明等人在党内实行过重打击的错误做法深为不满。我听了后也心直口快地讽刺王明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虽然大家都有同感，但囿于党组织的严格纪律，只能服从。后来，王明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撤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剥夺了他的军事领导权；一些同志在“肃反”扩大化中也被错误杀害，希俨的堂弟宛希先①即在此时含冤而死；不少同志被审查、关押，陈毅同志亦曾遭禁闭；更多的同志被排挤、打击，很长时间不给适当工作（如邓小平、毛泽覃等）。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起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破坏效果。第五次反“围剿”时，他们又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猛攻敌人碉堡，与敌人正面硬拼，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和共产党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长征的胜利举世震惊，从此开创了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新局面，终于取得了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胜利。
